江城的天，说变就变。
上午还是晴空万里，到了下午三点，乌云就从江对岸压了过来，黑沉沉地盖住了整座城市。雷声在云层里滚过，闷闷的，像远方的炮火。雨还没下，空气里已经能闻见泥土和铁锈的味道——那是江边货轮的锈蚀钢板，被潮湿的空气一浸，散发出的特有气味。
陆峥站在《江城日报》社三楼办公室的窗前，手里夹着一支没点燃的烟。他戒烟很久了，但遇到棘手的案子时，还是会习惯性地摸出烟来，在指尖转着。
窗外，报社大院里的老榕树被风吹得枝叶乱晃。几个记者抱着相机和笔记本从外面跑进来，一边跑一边抬头看天，嘴里骂骂咧咧——看样子是出去采访，半路遇到要下雨，赶着回来躲雨。
陆峥的目光穿过榕树枝叶的缝隙，落在马路对面那栋灰色建筑上。
江城刑侦支队。
陈默就在那栋楼的四层，靠东的办公室。陆峥记得很清楚，因为上个月他去支队采访一起盗窃案时，陈默还邀请他上去坐过。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很整齐，书架上摆满了法律书籍和案卷，窗台上养着一盆绿萝，长得很好，藤蔓垂下来，几乎拖到地上。
那是陆峥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个警校同窗。
他们曾经睡上下铺，一起在操场上跑过五公里，一起在图书馆啃过枯燥的法律条文，也一起在毕业晚会上喝得酩酊大醉，拍着胸脯说要做一辈子的兄弟。
可现在，陈默坐在刑侦支队副队长的办公室里，而他，陆峥，站在报社的窗前，隔着一条马路，隔着三年不见的时光，隔着一条看不见的界线。
他们是朋友，是兄弟，也是潜在的敌人。
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
陆峥转身，掐灭了转烟的念头，拿起听筒：“喂，江城日报新闻部。”
“陆记者吗？我是市局宣传科的小李。”电话那头是个年轻的女声，带着点公事公办的腔调，“我们陈队长让我联系您，约个时间聊聊‘平安江城’系列的专访。您看明天下午两点可以吗？”
陆峥的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皱。
“平安江城”是他上个月向市局提出的一个采访策划，打算做一系列关于江城治安的深度报道。按理说，这种采访应该由宣传科直接对接，怎么轮到刑侦支队的副队长来约时间？
而且偏偏是陈默。
“可以。”陆峥说，声音平静，“明天下午两点，我准时到。”
“好的，那我在支队一楼等您。”
挂了电话，陆峥在办公桌前坐下。他拉开右手边的抽屉，从最底层抽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袋子上没有标签，但里面装的东西，他闭着眼睛都能数出来——三年前陈默父亲陈国华案的案卷复印件，他通过各种渠道，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搜集齐的。
案卷很厚，纸张已经泛黄。陆峥翻开第一页，目光落在陈国华的黑白照片上。
那是个五十岁出头的中年男人，国字脸，浓眉，眼神很正。照片应该是工作照，穿着老式的警服，胸前挂着奖章。陆峥记得，陈默的父亲曾经是江城公安局的刑侦专家，破过不少大案，局里的人都叫他“陈老探”。
三年前，陈国华被控受贿、滥用职权，一审被判十二年。陈默当时正在外地执行任务，听到消息连夜赶回来，但一切都晚了。庭审、宣判、入狱，整个过程快得不像话。陈默上诉过，申诉过，找过所有能找的关系，但都石沉大海。
半年后，陈国华在监狱里突发脑溢血，没等送到医院就去世了。
从那以后，陈默就像变了一个人。他辞去了原本在省厅的工作，主动申请调回江城刑侦支队，从最基层的侦查员做起，三年时间爬到了副队长的位置。有人说他是为了查清父亲的冤案，有人说他是想证明自己，也有人说，他只是想离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近一点。
但陆峥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他合上案卷，重新锁进抽屉。窗外的天色更暗了，乌云压得很低，几乎要贴到楼顶。第一滴雨终于落下来，砸在玻璃窗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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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刑侦支队四楼，陈默站在窗前，看着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
他的办公室里没有开灯，光线很暗。窗台上那盆绿萝在风里摇晃，叶子被雨水打得噼啪作响。陈默点了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昏暗的房间里散开。
办公桌上摊着一份文件，是昨天刚送来的——《关于近期境外谍报组织“猎手”在江城活动的预警通报》。文件不长，只有两页，但字字千斤。
“猎手”，这是国安内部给那个组织的代号。陈默知道，在境外，他们自称“蝰蛇”。
三年前，父亲入狱后不久，就有人找上了他。那个人自称“老K”，说可以帮他查清父亲的案子，还陈国华一个清白。条件是，陈默要为他们工作。
陈默拒绝了。他是警察，是穿着警服、对着国旗宣过誓的人。就算父亲真的蒙冤，他也要用合法的手段去查，去申诉，去翻案。
但老K没有放弃。他陆续送来一些“礼物”——父亲案子的疑点，当年办案人员的背景资料，甚至还有几个关键证人的近况和联系方式。每一样，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陈国华的案子，背后有人在操纵。
陈默动摇了。
他开始私下调查，沿着老K提供的线索，一点点挖下去。挖得越深，他越心惊——父亲案子里牵扯到的人，层级高得吓人。有些名字，他在公安系统的内部文件里见过，都是身居要职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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