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内森·弗尔

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认为我们并没有真正了解如何管理创新中的不确定性问题。我发现商学院传授的所有知识都与价值获取的相对确定性高度相关，这也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基于价值创造的相对不确定性，传统管理方式或许并不是那么有效。在斯坦福大学期间，我见证了设计学院的组建，而同一时间，在那些运用商学院方法创业失败的人中，精益创业受到了近乎宗教式的狂热追捧，这也进一步加深了我的怀疑。我惊讶地发现，大多数创业教材讲述的都是创业的先例及其结果（比如IPO和并购等），但创业的过程，即如何在不确定环境中创造价值，基本是一片空白。由此，我认为，我们或许并没有真正了解创造新价值的方法，并在《有的放矢》一书中进行了描述，以免创业者掉入这样一个陷阱，即过早推广未经证实的创新。无论是撰写此书的动机，还是书中阐述的方法，都与我和同事埃里克·莱斯所著的《精益创业》有关。

然而，在对第一本书进行反思，并对管理学历史进行研究之后，我发现管理这个领域面临着更深层次的严峻挑战。仔细考察管理学历史（以及其他大多数领域，人文学科或可排除在外），你会发现它是为应对某一特定问题而建立的：如何管理和优化工业革命建立的大公司。换句话说，管理是为了让列车按时运行。创新和创业等课题，也只是近几十年才开始被研究的，而即便最终走入商学院，我们也只是将很多现有的、旨在解决相对确定性问题的管理理论照搬到创新领域。直到现在我们才认识到，由于这些理论是建立在相对确定性的假设之上，且有着不同目的（获取价值），它们在指导管理不确定性问题及价值创造方面，表现较差。其他面临不确定性问题的领域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工程领域的设计思维、创业领域的精益创业、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敏捷开发，以及物理学中的主动学习，都是为了管理所在领域的根本上的不确定性问题。

虽然我认为我们需要一套新的理论和策略，用于管理这种根本上的不确定性问题，但我也承认我缺乏弄潮儿的勇气。当我和杰夫·戴尔谈起我的想法时，他认为我应该继续推进，鼓励我撰写本书，并开展更广泛的研究。我并不是说其他人在创新领域没有找对方向，没有做出重大贡献（我特别欣赏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凯瑟琳·艾森哈特、维杰伊·戈文达拉扬、伊安·麦克米兰、罗杰·马丁、丽塔·麦克格兰斯、蒂娜·西利格和鲍勃·萨顿的学术工作）。然而，我们必须要有勇气指出，这个领域的基本假设可能是错误的。尽管我们的发现在很多情况下都会产生巨大价值，但我们需要的是一套不同的理论，或者至少是一套经过重大修正的理论，以指导管理这种根本上的不确定性问题。

我要感谢杰夫·戴尔，他是一个愿意为朋友提供支持的人，是一个坚定的思考者，也是一个很棒的合著者，是他让我有了分享这一信息的勇气。他是我此生遇到的最好的人之一。感谢斯坦福大学的导师、同事和朋友，是他们让我踏上了这一征程，特别是我的顾问凯瑟琳·艾森哈特，以及史蒂夫·巴利、汤姆·拜尔斯、蒂娜·西利格和鲍勃·萨顿。感谢史蒂夫·布兰克的关注和指导；感谢我的早期合作者埃里克·莱斯；感谢为我提供严谨思考的汤姆·艾森曼；感谢我的朋友、善于思考的合作伙伴亚历克斯·奥斯特瓦德。感谢杨百翰大学的朋友，感谢他们为我提供的帮助，特别是尼尔·哈奇教授、汤姆·彼得森和加里·科尔尼亚；作为万豪管理学院的院长，科尔尼亚为我撰写本书腾出了时间。感谢加里·克罗克提供的深远洞见和支持；感谢保罗· 阿尔斯特罗姆，在他的鼓励下，我写了第一本书；感谢斯科特·彼得森和史蒂夫·里德尔领导的创业和技术中心的团队，感谢他们投入的热情和财务支持。感谢学术界的同事克里斯·宾汉姆、本·哈伦、拉胡尔·卡普尔、罗里·麦克唐纳、杰克逊·尼克森、罗布·伍布克尔，以及英士国际商学院，感谢他们在我撰写本书过程中给予的鼓励和帮助。特别感谢我的研究助理团队，感谢团队负责人萨瓦尔·奥尔特加，以及团队成员亚伦· 鲍斯韦尔、肖恩·布朗、斯宾塞·卡尔弗特、肯顿·尼科尔斯、詹姆斯·奥克斯、简·托马斯、梅森·伍利和帕维尔·尤列维奇。此外，我还要感谢那些抽出宝贵时间，为我的研究提供支持的很多公司高管——有的已在书中提到，有的没有提到；正是因为他们的参与，这项研究才得以开展，而也正是因为他们，这个世界才变得更加美好。

最后，我在这里向我的妻子苏珊娜表示深深的感谢，感谢她一直以来对我以及我的工作的支持和信任。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以及我的四个孩子，感谢他们对我的容忍。当然，这里所有的感谢都不足以表达我内心对你们的感激之情。

未来，我希望进一步发展这种基于不确定性的管理学，即我所说的“创新学院”，以对应我们更熟悉的商学院。在这方面，我的很多同事都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我希望通过设定基本假设的边界，在管理不确定性和创新方面共同创建新的、更丰富的理论体系。

杰夫·戴尔

大约三年前，当内森·弗尔和我开始讨论这个项目时，我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这样的研究会给我们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