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联系的力量

运动的进展，但是当友谊的强联系和同伴压力的弱联系相融合，它们就能创造出惊人的能量。这时候，大范围的社会变革就发生了。

要知道强联系和弱联系会怎样推动一场运动，我们可以快进到罗莎·帕克斯被捕之后的 9年，此刻已经有不计其数的年轻人自愿冒险参加民权运动。

1964 年，全美范围内的大学生（包括不少来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其他北部大学的白人学生）申请一个名为“密西西比夏日计划”的项目。这是一个为期 10 周的计划，主要内容是在美国南部进行黑人选民登记。这个计划后来被称为“自由夏季运动”，而很多申请人都意识到这个活动蕴含着风险。在计划开始实施前几个月，报纸和杂志里的文章充斥着会发生冲突的预言（而这些预言甚至准确得有点恐怖，就在计划实施后的一个星期，白人组成的治安维持队在密西西比的朗代尔杀害了三名志愿者）。这种死亡威胁让很多学生退出了计划，尽管他们都已经申请加入，但最后还是退出了。当初有 1 000 多名申请者通过，而当 6 月份要出发去南部的时候，有 300 多人退出了。

20 世纪 80 年代，来自亚利桑那大学的社会学家道格·麦克亚当，想找出这些人参加和退出自由夏季运动的原因。他从阅读 720 名申请者的申请书开始着手。每一份申请书至少有 5页纸。申请者要说明他们的背景，他们想要去密西西比的原因，还有他们在选民登记方面的经验。他们被要求提供自己所参加组织的一些组织者的名单，以便他们被捕时能够联系这些人。这些申请书当中有论文和推荐信，有一些还有面试记录。

可以看出，申请加入这个计划并不是心血来潮。麦克亚当的最初假设是，与退出的学生相比，最终去了密西西比的学生很可能有着不一样的动力，正是这一动力造成了参与情况的差别。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他将申请者分为两组。第一组是以“自我利益”为密西西比之行的动机（例如“考验自我”、“加入这场运动”，或者“了解南部的生活方式”等）的人。第二组是有“其他目标”的人，例如“改善黑人的生活”，“协助真正民主的全面实现”或者“证明社会变革能由非暴力力量实现”。

麦克亚当假设，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在意识到这场自由之夏运动的危险后更可能选择退出，而有其他目标的人更有可能坚持参加运动。

但这个假设是错的。

数据显示，抱着“自私”和“无私”理由而去南部的参与者数量相当。动机的不同不能够解释“参与者与退出者之间的任何明显差异”。

接着，麦克亚当将申请者的机会成本进行了对比。也许那些退出的人有丈夫或者女朋友阻止他们去密西西比？也许他们有工作，不能申请到两个月的无薪假期？

又错了。

“实际上，结了婚或者有一份全职工作增加了申请者去南部的可能性。”麦克亚当总结说。

他只剩下一个假设了。每个申请者都被要求列出他们在学生组织和政治组织当中的成员关系，至少举出 10 个他们希望能够在活动中保持联系的人。麦克亚当考察了这些列出的人名，将它们制成图表以看清每个申请者的社会关系网。对比了俱乐部会员资格后，他就能找出哪些申请者的朋友也一同申请了自由之夏活动。

在他完成这步工作后，他终于弄清楚了为什么有些人坚持参加，而有些人会退出：这是由于社会习惯，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由于在交际圈中的强联系和弱联系在起作用。参加自由之夏的学生所在的社区中的好朋友与普通熟人都希望他们能够一同参加。那些退出活动的申请者也有参加一些社群，但是这些社群有所不同，它们不足以形成能够鼓动这些人去密西西比的社会压力和社会习惯。

麦克亚当对我说：“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其中一个递交申请的学生，你报名参加自由之夏活动，与 5 个最好的朋友一起填了申请表并且感到自己真正充满动力。

“现在，6 个月过去了，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所有杂志都预言说密西西比会出现暴力行为。你给你的父母打电话，他们劝你留在家。此时，你会重新考虑去密西西比的决定，那完全是正常的。

“然后，你在学校里碰上一群与你在同一个教会的人，他们对你说，‘我们正在组织包车，我们在哪里接你呢？’这些人并不是你最好的朋友，但是你会在俱乐部聚会或者在宿舍楼里看见他们，而且他们在你的交际圈中是重要的。他们都知道你已经通过筛选，加入了自由之夏活动，而且你说过你想去。如果这时候退出，那你就要自求多福了。你的社会地位会大大下降。即使你有别的想法，但是如果你退出，这个就是你要直面的后果。你会失去人们的尊重，而这些人对你的看法又会对你产生很大影响。”

麦克亚当考察了那些有宗教信仰的申请者，例如那些引述“帮助有需要的人是一个基督徒的责任”这句话作为他们申请动机的人。他发现虽然各人参与的程度不同，但在那些提及宗教信仰并且加入了宗教组织的申请者当中，有意向参加的人最终都成功出发。一旦他们的团体知道他们参加自由之夏活动的申请已通过，那么他们就不可能退出了。

另一方面，麦克亚当考察了申请获得了通过但没有去密西西比的申请者的交际圈。他们也一样加入了学校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