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不能被消除,只能被替代

教堂里聚集着大约 60 个人，有送完孩子去踢球的妈妈、午休出来的律师，还有身上文身已经褪色的老年男人，以及穿低腰紧身牛仔裤的时尚年轻人。人们正在听一个男人的发言，他微微发福，系着和他浅蓝色眼睛相称的蓝色领带。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散发着对连任成功的自信和淡定。

“我叫约翰，”他说，“我是一名酗酒者。”

大家回应说：“你好，约翰。”

“我第一次决定要去寻求帮助戒掉酒瘾，是在我儿子手臂受伤时候。”约翰站在讲台上说。

“我和一名女同事有婚外情，她和我说，她想结束这段关系。于是，我到酒吧喝了两杯伏特加酒，然后回到办公室。午饭时，我和一个朋友去红辣椒餐厅。我们都要了一些啤酒。大概 2点时，我和另一个朋友离开餐厅，找了一家有‘点一送一’特惠的酒吧继续喝。那天轮到我接孩子，这里插一句，我妻子还不知道我有情人的事。于是，我就开车到学校，接到他就开车回家。而在那条我走了上千次的街上，我猛冲到街尾的一个停车标志上。那标志就在人行道上，车子一下撞到上面。我儿子山姆没有系安全带，整个人飞到挡风玻璃上，撞伤了手，他的鼻子也撞出了血。挡风玻璃裂了，我完全吓傻了。那时，我就决定寻求帮助，要把酒戒掉。

“于是我找了一家诊所进行治疗，之后的一段时间，一切都感觉良好，这种情况持续了13 个月。我觉得我的酒瘾控制住了，而且每隔几天都会去参加戒酒的聚会。但后来，我突然觉得，我又不是一名很糟糕的失败者，没必要和一群醉汉打交道。于是，我就没再去聚会了。

“然后，我母亲得了癌症。她在我上班的时候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件事，那时我已经两年没喝酒了。当时她正从医生的办公室开车回家。她说，‘医生告诉我，我们可以选择治疗，但已经比较接近晚期了。’我挂电话后第一件事就是去酒吧。接下来的两年，我喝得比以前更醉，直到我妻子搬出家，于是又轮到我接孩子了。那时候，我的状态糟糕透了。我朋友教我用可卡因，于是每个下午我都会在办公室吸一行，但 5 分钟后我就会把那点儿酒喝得一干二净，然后又开始吸另一行。

“不管怎样，那天轮到我接孩子放学。我开车驶向他们的学校，感觉很不错，就像所有事情都在我掌握之中。然后我在红灯的时候，开进一个十字路口。一辆大卡车猛地撞到我的车上，把我的车撞翻了。我倒是毫发无伤。接着，我爬下了车，试图将车翻过来，因为我觉得，在警察来之前将车弄回家，我就会没事。当然，这行不通。当他们以醉酒驾车逮捕我时，他们让我看了完全凹陷下去的副驾位。那是山姆经常坐的位置。如果他刚才坐在那儿，他已经没命了。

“因此，我又开始去聚会，咨询师告诉我，感觉自己能自控了还不行。如果我的生活中缺乏一种更高层次的力量，如果我不承认自己软弱，治疗不会有效。那时我觉得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因为我是个无神论者。但我明白，要是不做出某种改变，我会害死我的孩子。于是我开始按照他说的做，开始相信高于我自己的存在。事实上，这方法真的奏效了。我不知道那是上帝还是其他东西，但的确有一种力量，使我戒了 7 年酒。我对这种力量心存敬畏。我不是每个早上都能神清气爽地醒来。我意思是，虽然这 7 年我都没喝酒，但有时我早上醒来后，会觉得自己要垮掉了一样。那些天，我去寻找更高层次的力量，打电话给我的咨询师。通常我们不会聊喝酒，而是聊生活、婚姻和我的工作。等我到时间该洗澡时，我的头脑又清醒过来。”匿名戒酒互助社单靠重塑参与者的习惯就取得成功的理论，在大约 10 年前开始出现漏洞，而导致漏洞的原因就是约翰这样的酗酒者的案例。研究人员发现，这种习惯替代对于多数人有效，但当生活的压力太大的时候，他们就会旧瘾复发。比如说发现母亲患上癌症，或婚姻破裂时，就会出现复发的情况。学者们不禁问，如果习惯替代法这么有效，为什么在关键时刻似乎失效了？当研究人员深入了解酗酒者的案例时，他们认识到，只有当作为替代的习惯和其他因素配合时，这些习惯才会永久持续。

比如说，加利福尼亚酒精研究小组中的一组研究人员，在采访酗酒者时发现了一个行为模式。酗酒者反反复复都在说同样的话。找到行为的暗示和选择新的惯常行为是很重要的，但如果缺少一个因素，新的习惯是没法完全形成的。

酗酒者说，秘密就在于上帝。研究人员不喜欢这个解释。上帝和灵性并不是可检验的假设，教堂里也有一班信仰虔诚却饮酒照旧的醉汉。但在和酗酒者的交谈中，他们反复提到了灵性。于是，2005 年，一组科学家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布朗大学、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合作，开始询问酗酒者各种宗教和灵性反面的问题。他们对数据进行分析，看看宗教信仰和戒酒持续的时间有没有关联。

他们发现了一种模式。数据表明，运用习惯替代方法的酗酒者能保持戒酒，但当一件压力大的事件发生时，不管他们养成了多少新的惯常行为，一些人还是又开始饮酒。

另一些酗酒者，他们像布鲁林克区的约翰一样，相信某种更高层次的力量融入了他们的生活。这些人更可能熬过压力大的时期，保持戒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