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页。在这以前，屠格涅夫的作品在内容上还没有触及到农奴制时代俄罗斯生活的根本问题。创作上的不满意使他感到苦闷，他曾经想放弃文学生涯。只是因为《猎人笔记》的成功，才使他回到文学界来。

在格利鲍耶陀夫和普希金的时代，俄罗斯文学就具有反农奴制的性质。

然而那时主要是从道德观点出发来保护农民的。到了四十年代，农民暴动次数的不断增长，引起社会上的注意，使得农民逐渐成了文学上的主要人物，也成了屠格涅夫笔底下的主人公。

《猎人笔记》的第一篇《霍尔和卡里内奇》作子一八四六年，发表在一八四七年第一期《现代人》杂志上。此后在一八四七年——一八五一年间，《现代人》杂志上一共刊登了二十一篇特写。一八五二年，屠格涅夫初次刊印《猎人笔记》单行本，在其中增添了一篇《两地主》。在一八八○年出版的单行本里，又加入了《且尔托泼哈诺夫的末路》（1872）、《车轮子响》（1874）和《活尸首》（1874）这三篇。这个包括二十五篇特写的集子就成了最后的定本。

《猎人笔记》的作者继承了普希金和果戈理的现实主义传统，阐明了人民生活中前人所未注意或未涉及的方面。正像别林斯基在评述《霍尔和卡里内奇》时所说，屠格涅夫“从他以前任何人都没有这样接近过的角度接近了人民”。

别林斯基对《猎人笔记》的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热烈赞扬《霍尔和卡里内奇》的意义，给屠格涅夫以很大的鼓励。几篇有巨大的社会性讽刺意义的特写如《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1847）、《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1847）、《总管》（1847）、《事务所》（1847）、《莓泉》（1848）等，都出现在别林斯基逝世之前，其中尤其是《总管》和《事务所》这两篇，触及了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关系，是作者在同别林斯基思想上最接近的一八四七年夏天写作的，当时他正陪同患病的别林斯基在西里西亚的萨尔茨勃伦休养。

可以说，《猎人笔记》里大部分特写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方面来反对农奴制的。屠格涅夫后来在他的《文学及生活回忆录》里谈到《猎人笔记》的主要思想说：“我不能同我所憎恨的对象并存在一起，呼吸同样的空气，对于这一点，看来我缺少应有的忍耐力和坚强性格。我须得离开我的敌人，以便从远方更有力地攻击它。在我心目中，这个敌人有一定的形象，冠用着众所周知的名字：这敌人就是农奴制。我在这个名字之下搜罗并集中了我决心与之斗争到底的一切——我发誓永远不同它妥协。”

继《死魂灵》之后，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里给农奴制时代的俄罗斯地主们画了一系列独特而逼真的肖像。这里有自命不凡的慈费尔科夫（《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穷奢极欲的彼得·伊里奇伯爵（《莓泉》），千方百计折磨奴仆的专横任性的科莫夫（《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靠棒打强占土地的、“猎人”的祖父。这里还有《两地主》里的斯捷古诺夫，他认为“老爷总归是老爷，农人总归是农人”，他“为了爱而惩罚”（鞭打）管餐室的老头儿华西亚，“带着最仁慈的微笑”倾听这鞭打声。这里刻划得最出色的是《总管》里的宾诺奇金，这人既“文明”又“仁慈”，却遮掩不了他那凶残的农奴主本性。列宁在《纪念葛伊甸伯爵》一文中曾经利用这个形象来揭露自由主义报刊对葛伊甸的人道的吹嘘，他写道：“这种对葛伊甸的人道的敬崇，使我们……想起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在我们面前出现一个文明的、有教养的地主，他举止文雅，态度和蔼，有欧洲人的风度。地主请客人饮酒，高谈阔论。他向仆人说：‘为什么酒没有温？’仆人默不作声，脸色苍白。地主按了一下铃，轻声地对进来的仆人说：‘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接着列宁又说，这个地主是“那样地人道，……自己对仆人不打不骂，他只是远远地‘处理’，……真像一个有教养的温和慈祥的人”[4]。

像斯捷古诺夫和宾诺奇金之流的地主任意打骂农奴，却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不值得大惊小怪。正如柯罗连柯指出：“这一切现象和人物在当时的生活中是普遍存在、司空见惯的。而可怕就在于这普遍性。”《猎人笔记》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揭发力量，也正在于它能通过这些看似平常的现象来向读者揭示出农奴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除了地主本身以外，屠格涅夫还描写了他们的爪牙倚仗地主的势力，欺压农民。如《事务所》里的尼古拉·叶列美奇和《总管》里的索夫龙等。

处于这重重压榨之下，农民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在《霍尔和卡里内奇》里，作者把服劳役制的奥廖尔省农民和交代役租的卡卢加省农民的生活作了鲜明的对比，揭穿了认为农奴缺少地主的保护就不能生活的反动谬论。

霍尔离地主老爷的“保护”远，所以生活好。卡里内奇有行猎的老爷的“保护”，反倒连草鞋钱都落空。在《猎人笔记》的其他特写里，作者进一步描绘出农民生活的阴暗画面：希比洛夫卡的农民脸色沮丧，特别是安底缽一家被弄得家破人亡（《总管》）。符拉斯因儿子死了，长途跋涉去向地主请求减租，却被怒斥一顿，赶了回来；斯交布希卡穷得“每天都不知道用什么东西糊口”，受尽欺压，甚至连打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