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可掌握的节奏

整本书一直在倡导加快技术发展有必要与人类可掌控的速度保持一致。人可掌控的意思是这个速度可供个人、机构、政府和整个人类做出知情决策。保持在一个人的角度管理的步伐加快技术应用的必要性。技术开发过程越审慎和细致，就可能留出更多的机会，解决本书中提出的很多危险。在政府监督方面，

知情审议实际上应该加快实施用以指导研究创新领域的适应性机制。然而，反思的必要性使得在很大程度上将放慢新工具和技术的加速实现。如前所述，对于可能产生深远的，不确定影响的新工具和技术的随意采用是社会失去方向的标志。放慢技术的采用不应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作为一种手段确保人们的安全不受不可预知的破坏的影响。一个稳健的步伐使我们能够有效地监控风险，并且在转折点消失之前就已经确认它的存在。

时间和科学的前进不可阻挡，但我们确实有办法调节发展的速度。

伦理、法律和公共政策是不完美的工具，但可以巩固我们对于基本价值的承诺。

理论家注意到了高速发展的技术，社会转型速度加快，以及日常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之间的反馈回路。他们认为加快速度是现代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资本主义对于提高生产力和效率的需求是推动加速的主要驱动力。工作和日常生活的节奏加快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在当今的经济环境下，它并没有导致生活质量的改善，比如普通公民的工资增长并不多。

此外，速度也实际上破坏了生产力，例如，加速开发以及监管不到位导致发生了破坏性的危机，如英国石油公司在美国新墨西哥湾的漏油事件。污染清理，关闭墨西哥湾地区所有海上钻井，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大受挫折的渔业和旅游业等等都是代价高昂的损失。一场破坏性的危机造成的资金上的损失就可以迅速抹去限制对革新性技术实施监管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这种经济成本演算还不包括每次事故给人所造成的痛苦和伤害。人类的损失可以很容易超越资本的损失。而且，这个负担往往都会重重地落在穷人身上。然而，只要强大的利益集团仍然认为现状可以满足他们个人或企业的目标，那么这种认为加速发展是对整个人类有利的错觉还是会一直持续下去。

速度过快不仅给经济系统增添负担，也损害了民主制度。越来越多的问题没有解决。盲目地变化速度使一切成为了危机。“紧急状况”成了正常状态。当一个社会永远处于危机状态时，对于一些粗心大意的权宜政策总是会找到理由和合理化的解释。

行政特权从外交政策转移到了国内问题。例如，2014年奥巴马总统发布行政命令以解决移民改革这个严重问题，但因为与国会僵持不下未能采取行动。如果很多方面短时间内都出现了问题将使情况更加复杂。最终，将出现德国社会理论家尤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提出的一个概念：合法化危机，即政府无力解决问题的时候。

最后，不断加快的速度破坏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质量。有些人觉得与压力并驾齐驱令人振奋。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抱怨无法承受日益增长的压力。节省时间的小工具并不起作用，因为你必须学会如何使用数百个其他的功能才能实现。压力导致睡眠障碍、疾病，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生命是失控的。

这样的分析可能被斥责为毫无根据的悲观和沮丧，或是为呼吁对技术发展的监管保持创造性的警惕。也正是后者促使我写这本书的。

放缓而非真正降低采用创新技术的速度，代表着这个社会将关怀置于经济利益之上，是对细节的重视，对技术的潜在影响做出谨慎的分析。但是，关怀并非是规避风险。风险总是会存在。事实上，企图消除所有的风险是一种误导，也是导致技术解决方案的开发不断加速的一个原因。关怀是必须得以加强的普遍价值观，但是它并非时时得到重视，毕竟关怀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但是，漠不关心是邪恶的一种表现形式。把对未来的控制权让位于经济需要和盲目发展新兴技术，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经济改善提供了一个短期的缓解。没有它，我们将继续在危机模式下运行，在新兴技术带来严重风险之前也不能掌握它们。我们经济的任何正常化都应当作为一个契机，对具有潜在危险的系统的安全性和试验规程予以加强。仅凭这一点，将可以适当缓和风险较高的研究领域的进展。

我们用以确保技术发展流程谨慎仔细的机制并不一定就是我所建议的那些机制。但是如果我们无法制定有效的办法，那将全盘皆输。对于我所提的相对温和的措施是否充分，有些人持怀疑态度，对此我欣然接受。许多读者可能还会怀疑，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技术发展背后有着强大的驱动力，此时恐怕连最温和的机制也无法实施。

在做出灾害和危机会增加的预测之后，我也心存怀疑，我们和我们的领导人是否有意愿和意图做出对于限制危机、尽量减少危害非常必要的，但是艰难的选择。如果我们连最温和的措施都不能或不愿采取的话，那对于这个问题，答案不言自明。

如果没有我们的积极参与，技术发展的未来是不可阻挡和避免的结局。如果我们认为温和的措施也是无用的，那将意味着我们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未来。如果人类不能控制发展速度，这暗示着将我们的星球拱手交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