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健广告的荒谬

军队不是唯一一个总是要求更多创新技术的领域，医疗保健也一样。新的工具和治疗方面的开支是医疗费用不断上涨的主要原因。每年的增长率都有波动，但平均年增长6%～7%，未来几十年还将维持这样的高速增长。医疗保健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全年上涨的医疗服务费用的50%可以归因于新技术或旧技术的集约利用。在美国，医疗保健在2012年达到GDP的17.9%，而在这个10年结束时将超过GDP的20%，这种荒谬的不平衡势态是不可持续的。齐克·伊曼纽尔（Zeke Emanuel）以前在奥巴马政府负责医疗改革项目，目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他指出，美国的医疗保健业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比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多，比经济强国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少了5000亿而已。

从金钱的角度来讨论医疗保健可能会被斥为低估了尽最大努力救死扶伤的重大意义。毕竟，治病救人难道不应该是高于一切的优先事项吗？但是，大把金钱花在了医疗技术上，势必会挤占其他重要事项目标的实现，包括教育、福利和安全。此外，美国显然在医疗方面的支出比其他一些国家少。大量的资源，包括时间和智慧，都消耗在维持臃肿、混乱的医疗研究机构上，在很多方面都无法为所有公民提供适当的照顾。

虽然也有一些新开发的药物救人性命的感人故事，但事实的另一面是无情的数据传达或坏或好的消息。例如，过去的30年美国结肠癌和直肠癌死亡人数在缓慢并逐步减少，但这些疾病的治疗成本不断上升。从2000年至2020年，美国结直肠癌治疗成本上升了89%。

高科技设备的可用性和诉讼的威胁已导致美国医生预定越来越多的昂贵的诊断测试。大多数医生知道，他们所要求的测试对病人的治疗来说没什么必要。但是，在一个充满诉讼的环境里，他们还能怎么做才能保护自己和医院呢？医生和医院的保险费很高且不断上涨。在其他许多国家，药品社会化或对于误操作裁决罚款设定上限可以使医疗成本处于可管控状态。虽然这种政策可能对一些人不公平或不利，但很少或没有证据——比如，加拿大的医疗保健的质量（2012年占其GDP10.9%），比美国差。有些人会认为比美国好，因为至少覆盖所有加拿大公民的基本医疗需求。

更多的研究将带来更好的技术，更好的医疗服务，并更加明确哪些治疗是最有效的，并集中必要的资源。反过来，研究的发展会导致成本螺旋式上升。开发新的治疗方法是昂贵的，企业必须有一个机会来弥补和补偿他们的投资。因此，新的药片即使造价不高但会售价昂贵。许多新药物的出现增加了保险商的整体支出，而新的昂贵的诊断、手术或健康状况监控工具的数量也导致医院预算增多。一台协助进行外科手术的达·芬奇机器人价格约为1.5万～220万美元。此外，虽然有些手术无需机器人协助，价格更便宜，但是患者还是会要求使用最新的设备。

一方面，对每一项有前途的医学研究提供资金过于昂贵；而另一方面，也有很多能够且应当进行研究的项目由于缺乏资金没有启动。例如，医院和保险公司都希望提供功效已通过适当调查已被证实可行的治疗，但许多以检测结果为基础的医疗保健所必要的研究尚未开展，这就是医疗陷入的两难困境。强调医疗费用上涨造成的财政危机可能危及医学研究领域的投资，而后者对于提供新的治疗义务和分析现有医疗方法是否有效十分重要。

几十年前关于更好的技术可以降低医疗保健成本的预测竟然是错的。在其最新的版本中，这种预测与相信医学处于解决人类所有疾病的边缘的看法相互纠缠。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科学发现节奏的加快意味着很快将实现长寿、健康的生活。此外，他们争辩说，基因测序、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和其他诊断工具的成本呈指数下降意味着医疗服务的整体成本将下降。

有关正在开发的新技术综合起来将降低医疗成本的话是值得怀疑，甚至愚蠢的。医疗保健的成本不断攀升目前还看不到止境。实现了一个梦想又派生出新的应用，往往价格昂贵。想一想《纳米机器》的作者罗伯特·弗雷塔斯假想的其中一种纳米机器人呼吸细胞（respirocyte）。呼吸细胞如果能够被研发出来，将作为人工血细胞，与血球大小大致相同，只是更加高效。

每个呼吸细胞将携带的氧是血细胞的200倍以上。从理论上讲，他们可能使人们在水下没有氧气瓶的情况下待一个小时，心脏病发作时还可以开车到医院，跑完马拉松不会感到肌肉疲劳。开发呼吸细胞的成本可以做合理性解释，这是一项具有特殊应用价值的基础研究。但是，一旦开发出来，怎么分配？会不会每个人都会拥有一小瓶呼吸细胞的权利，以防万一心脏病发作，如果是的话，代价是什么？每一个新的医疗技术都会带来成本和公平分配的问题。虽然一些药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便宜，但大部分都没有。即使价格下降，随着该技术需求更广泛，累计的成本仍是上升的。

特别是临终医疗护理方面如何分配最新医疗技术是最敏感的问题。

生命最后两年所需医疗服务比其他任何时期要多。欧洲和加拿大根据有限的预算合理在分配医疗保健方面制定了比美国更高的办法。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