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科技的前沿

进入美国西部的第一批先锋发现了广袤的土地同时也存在未知的危险。有些人随遇而安，而很多人还是希望将法律和秩序带到西部边疆使之成为文明之地可供养家糊口。正如同今天基因研究的前沿阵地，有些人认为这片危险的风景有待驯服和监管，其他的人则认为让其自行发展，不加干预。

克雷格·温特（J.Craig Venter）在基因学前沿领域进行了大量探索，他的贡献不仅在于人类基因组排序，还包括对非人类生物和细菌基因排序。人们通常认为他是强烈反对对基因学研究监管的代言人。但是，安德鲁·伯纳德（Andrew Pllard）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温特博士说他长期以来支持和资助伦理学以及伦理学领域监管研究，因此应当对合成细胞到处乱飞的情况予以限制”。

温特的研究项目中有一项是弄清楚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最少染色体数目。生殖支原体细菌是所能培养的最小的生物基因组。温特希望最终制造出一种新生命形式，其中用最可能少的基因作为研究平台。一种极其简单的生物对于从头开发某些具有实用特征比如吞噬泄露原油等的细菌十分有用。

温特还要求一个研究团队制造首个可自我复制的细菌细胞。2010年，他们宣布利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结合办法取得了成功。一开始，他们对现有细菌的基因组进行排序，然后利用这个序列，按照碱基对逐个组装成一个100万碱基对长度的基因组。另外一些DNA片段被添加到序列中以确认其是合成生物。合成DNA移植到活细胞中，这个细胞开始“启动”。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有些人批评称这种生物只是部分合成品。

自我复制的细菌细胞取得成功的新闻对外发布后，反响复杂，有担忧、愤怒也有赞扬。担心主要是围绕科学家是否可以随心所欲制造生命，以及这个关键性的成功会将人类带入怎样的未来。这个细菌被标注为Frankencell。作为回应，奥巴马总统要求其生物伦理问题研究委员会提供一份报告。委员会获得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因为它能够在这项技术的研究初期阶段施加影响。

围绕基因研究伦理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三个关键问题。实验室规程能否确保工作人员安全以及新的生物产品和生物体不会无意中释放到外部环境中去？新的生物产品和生物体什么时候可能释放到实验室之外？什么是科学家或企业可以自由追求的？

科学界已经开始着手解决第一个问题。比如，对于有关重组DNA所造成的危险的担心，1975年在加利福尼亚艾丝洛玛海滩（Asilomar State Beach）举行了一次科学家、物理学家和律师参加的国际大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也经常被当作负责任的科学典范事件，这次会议制定了实验室安全程序的自愿性导则。这些导则现在仍然是参与生物技术研究的大学和公司遵循的生物安全基本原则。但是这些导则在新的时代有些跟不上要求，因为现在制造生物产品的场所开始从相对来说更加安全的政府实验室向私人实验室转移。

生物伦理委员会主席在2010年12月发表的一篇名为《新方向：合成生物学和新兴技术伦理》的报告。报告介绍了一个新词“谨慎小心”以寻求在强有力的预防措施和没有及很少进行监管的研究中寻求平衡。委员会成员一致得出结论，“合成生物学并不需要新的监管机构或是暂时停止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

报告受到很多人的批评，特别是该文章并没有要求对释放到实验室之外的人工生物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全面评估。显然，委员会成员认为现在采取这一政策为时尚早。此外，有人还批评这份报告对于私人企业在追求创新过程中自我监管方面的自由太过放松。相比之下，英国生物伦理纳菲尔德（Nuffield）委员会撰写的一份类似的报告则更加关注人类、社会以及伦理方面的担忧，以及对公众利益的重视。但是，两份报告虽然具有不同的伦理考量，但两国这一方面的政策并不存在很大差别。

迄今为止，仍没有证据表明合成生物产品或物种释放到实验室之外会对公众健康和环境造成危机。不管怎样，委员会已经错过了一个本来可以呼吁共同制定一项针对释放生物的指南的机会。

但是，他们也促进了针对生物技术研究的公众讨论，以及对于科学自由可以或应当设定怎样的限制。开放公众对话是一个可怕的情况，特别是各方可能都企图出于政治、宗教或经济目的操纵讨论。但是正如我在本书中一直坚持的观点，我们正处于历史上的转折点，开展讨论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虽然可以强调自由和开放的科学探索必须没有或很少限制，但是这仍然需要公众的重新认可。

就合成生物学的目标开展讨论有一些现实理由。其中一个理由涉及已经灭绝很久的物种，现在可以考虑进行再造。《侏罗纪公园》普及了基因再造灭绝动物的概念，但是首先获得重生机会的可能不是恐龙而是可爱的信鸽。最终，4000年前已经灭绝的猛犸象都有可能得到重生。一些猛犸象DNA片段以及足够数量的软组织得到了保存，哈佛大学分子生物学家乔治·切齐（George Church）认为他可以尝试复活一些物种。

切齐已经开发了一项基因组编辑技术，用于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