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美洲的过去在今天

nthropology ）期刊上 [4] ，泽古拉当时正在研究土著美洲人特定基因的分布模式。

格林伯格与合作者们提出了有力的论点。他们表示，每个语族中的土著美洲人在基因和牙齿构造上也拥有同样的特定模式。换言之，3条独立的证据线合力支持发生过3次向美洲的迁徙的主张，其中第一次与克洛维斯文化的出现有关。所有希望确定美洲殖民真相的人都期待不同来源的证据能殊途同归。但许多人觉得这过于理想，令人难以置信。

史密森尼学会的艾夫斯·戈达德（Ives Goddard）和路易斯安那大学的莱尔·坎贝尔（Lyle Campbell）是两位强烈的批评者。 [5] 他们声称所谓的解剖学——基因学——语言学的关联并不存在——对数据的仔细分析显示，它们在分布上不匹配，格林伯格与合作者们实际上也承认了这个事实。 [6]不过，两位批评者主要关心的是一个根本得多的问题：格林伯格对土著美洲人语言的分类完全错了。他所用的方法不过是对类似的单词和语法成分进行肤浅的比较，而没有注意到对语言整体的研究，以及语言如何随时间而改变——这个研究领域被称为历史语言学。语言的传播、改变和死亡完全独立于基因和齿型。土著美洲人历史上已知发生过大量跨族通婚、奴役、内部迁徙和战争（更不用说在与欧洲人接触之前了），不考虑这些就去寻找上述关联是无稽之谈。

1994年撰写此文时，戈达德和坎贝尔不知道有哪个土著美洲人历史语言学的专家认为美洲印第安语系有任何正当性。当他们证明，按照格林伯格的方法，芬兰语也必须被包括在美洲印第安语中时，这种分类的矛盾之处清楚地显露了出来。在他们看来，格林伯格所做的一切只是整理语言上的巧合，然后将其错误地解读成史前的起源。

上述并非关于土著美洲人起源的语言学研究仅有的争论。1990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语言学家约翰娜·尼科尔斯（JohannaNichols）宣称，新世界语言的庞大数量（她称之为“语言学事实”）“确定无疑”地表明，新世界在好几万年前就有人居住，至少是3.5万年以前——这个结论会让1990年正在佩德拉富拉达发掘的尼埃德·吉东感到高兴。 [7]尼科尔斯认为，任何地区的语言数量都会以相当稳定的速率随时间逐渐增加。她喜欢用“树干”（stock）一词表示作为现存诸语族源头的那种语言。比如，在欧亚大陆，印欧语是日耳曼、凯尔特和波罗的海——斯拉夫等语族的干语言，然后它们又成了新语族的干语言。

她表示，每过5000—8000年，每门干语言可以发展出1.6门子语言（语族）。尼科尔斯指出，她在美洲印第安语系中识别出的140种主要语言需要5万年时间才能从最早美洲人所用的源语言发展而来。考虑到可能有不止一次殖民事件（因此有多种最早的干语言）的情况，她把数字下调为3.5万年。

牛津大学的语言学家丹尼尔·内特尔（Daniel Nettle）分析了与尼科尔斯同样的数据，但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在他看来，土著美洲语言的庞大数量无疑是殖民活动相对晚近发生的标志，不可能早于公元前11500年。 [8] 内特尔指出，尼科尔斯提出的新语言出现的速率毫无根据，他还质疑了语言以这种方式分化的整个前提假设。他认为，新语言的出现归根到底是由某个特殊事件引起的，经常是一群人迁徙到新的地区，特别是需要他们根据新的资源状况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时。

内特尔认为，随着社群四处扩散，分成新的“群区”——即拥有自己特定资源范围的区域——对新大陆的殖民将很快引发语言的分化。在每个“群区”中，定居者将开始作为猎人、渔民、农民或牧民的不同生活方式，发展自己的词汇，最终确立自己的语言。所有可用的群区最后将住满人，于是新语言的出现将会减缓乃至最终停止。内特尔表示，语言的数量随后会开始下降，一些群体将变得强大，并抑制其他群体，而贸易的发展也需要共享词汇和一定程度上的语言相通。

随着人口的进一步扩张，人们的居住环境变得十分拥挤，现有语言的数量将不断减少。这一过程在今天的世界非常明显，作为全球化的结果，现存大约6500种语言可能将在未来100年间减少一半。因此，内特尔得出结论，新世界语言很高的多样性反映了殖民活动的晚近，这种观点与克洛维斯第一的假设相吻合 [9] ，与尼科尔斯的结论恰好相反。

约翰娜·尼科尔斯和丹尼尔·内特尔为何会得出如此大相径庭的结论？原因之一在于他们从截然不同的角度看待语言研究。与约翰娜·尼科尔斯不同，丹尼尔·内特尔本职是人类学家，他主要关心人们如何利用语言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以及经济和生态因素如何影响某个大陆上的语言分布与数量。尼克尔斯那样的语言学家则对上述问题兴趣不大，而是将语言看作发展的实体，拥有完全独立于社会、经济和环境背景的机制。

鉴于关于美洲殖民的这些矛盾观点，语言学家似乎和考古学家同病相怜——即使在最基本的事实上也无法彼此达成一致。我们中没有语言学专业知识的人左右为难，不知应该相信谁。我本人倾向于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