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火与花

很深或包含保存良好的花粉的芯。不过，其中一个芯极具价值，它采自加利利海以北20千米处的胡拉（Hula）谷地的沉积物。 [5] 这个芯长16.5米，包含了上至末次冰盛期奥拉洛人在湖边定居时的沉积物，它能告诉我们空气中曾经飘浮着何种花粉。

花粉证据显示，当猎人们从地中海沿岸地区向东迁徙时，林地消失了，只留下草和灌木之间的零星树木，即森林草原。一过约旦河谷，树木就变得不那么茂密了，不过在通往高原的斜坡上仍有留存；再往东前行，草和灌木本身也开始减少，直至进入沙漠——就像今天当地的情况。但在沙漠中也有绿洲，特别是在艾兹赖格（Azraq），那里的内陆湖不仅吸引了许多鸟兽，而且引来了猎人和采集者。在草原上一大片生机勃勃的红罂粟中小憩后，卢伯克现在正前往艾兹赖格。

[6]花粉证据本身无法提供关于冰河期草原的准确画面。不同种类的禾本科植物——包括野生谷类——无法通过花粉粒轻易区分，而任何虫媒植物都比例偏低，因为它们产生的花粉数量有限。因此，考古学家考察了西亚现存的少数几处草原，特别是那些没有放牧大量绵羊和山羊的，比如自然保护区和军事训练基地。它们为无法仅凭考古证据复原的古代植物群提供了参考。 [7]来自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的戈登·希尔曼（Gordon Hillman）是世界上最顶尖的“考古植物学家”之一。他研究现代草原植物群已经超过30年，影响了一整代学生从事类似的工作。他展现了史前草原如何由齐膝高的多年生灌木和种类丰富的草组成，前者长着多肉的小叶片，植物学家称之为蒿和藜。有的草会长成硬而粗糙的草丛，而更高的“羽状”草形成了一片随风飘摆的银色羽毛的海洋（希尔曼语）。

每到春天，草原将变得花团锦簇，蓟、矢车菊、野茴香和各式各样的其他植物色彩缤纷、香气奔涌。

考古植物学家不仅研究现存的草原植物群，也研究传统社会的人们（比如美洲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原住民）如何从这些植物获得食物。他们证明，对于懂得植物学知识、知道该吃什么的人而言，草原上到处是主食和美味。老鹳草、天竺葵和野生欧洲防风草等植物能提供粗大的块根，藜能提供大量种子，野生禾本科植物能提供谷物。

理解这些植物的营养价值对重建史前草原生活至关重要。不幸的是，关于采集的具体是哪些植物，证据非常有限。不同于石质手工制品，植物残骸一被丢弃，几乎马上就会腐败，除非极端干燥、水淹或高度碳化阻止了腐败过程——就像在奥哈洛发生的情况。但即使在该遗址被烧焦的残骸中，也找不到多肉的蔬菜和叶片的踪迹，尽管它们很可能就在采集的食物之中。

回顾历史，我们知道野生谷类是森林草原上生长的最重要植物。

野生和驯化品种的关键区别在于谷穗。野生谷类的穗十分脆弱，成熟时能自动破裂，将种子撒到地上。驯化品种则不是这样，它们的穗仍然完整，需要通过脱粒分离出种子。所以，驯化品种离开了人的管理就无法生存，因为它们无法靠自身播种。

豌豆、小扁豆、苦野豌豆和鹰嘴豆等其他早期驯化作物同样如此。就像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研究野生和驯化谷类基因的专家丹尼尔·佐哈里（Daniel Zohary）曾经解释的，驯化的谷类和豆类品种“等待着收割者”。 [8] 他揭示从野生到驯化的改变取决于某个基因的变异。这种变异的另一个后果是发芽方式的变化：成片的野生植物中，不同个体的发芽和成熟时间会略有不同——这保证了至少它们中的一些能够成熟，在降水无法预测的情况下为下一年提供种子。而驯化品种则都同时发芽和成熟。它们不仅等待收割者，还让他（或她）的生活轻松许多。

农业的起源与上述驯化的谷类和豆类品种，以及被用来生产最早的亚麻布的亚麻植物的出现密切相关。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这只可能发生在人类干预植物生命周期的情况下——人类修改食物基因的历史可谓非常悠久。

但这不包括奥哈洛人和他们的同时代人。为了收获野谷，他们用棒子击打植物，好让谷粒落到下方的篮子里。这也是许多近代民族所用的方法，比如北美印第安人就这样收集野草的种子。为了保证效率，人们必须找准收集的时间——如果谷物没有成熟，只有很少谷粒会落到篮子里；相反，如果谷物熟过了头，许多种子已经掉到了地上。有的掉进缝隙，获得温暖、享受雨水的滋润，将在春天时发出新芽；另一些——可能是绝大多数——则被鸟儿和啮齿动物贪婪地吞噬。

植物对奥哈洛人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生活在林地和草原的动物。奥哈洛人在整个地区最喜欢的猎物是瞪羚，后者分成好几种，各自适应了不同的栖息地：山瞪羚生活在地中海地区，小鹿瞪羚生活在崎岖的山地，波斯瞪羚（鹅喉羚）生活在东部草原。黇鹿在黎巴嫩山区觅食，野驴在草原上吃草，而野山羊则在山地的峭壁间穿梭。在林地可能会找到野牛、狷羚和野猪，还有其他许多较小的哺乳动物、鸟类和爬行动物。

从奥哈洛发掘的动物骨骼告诉我们，上述物种中有一部分是狩猎对象。鱼捕自加利利海，也可能来自地中海。海岸线能提供许多种类的鱼，还有蟹、海草和贝类。但这些东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