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耶利哥的建立

约旦河谷的新石器时代建筑、墓葬和科技，公元前9600—前8500年

约翰·卢伯克站在巴勒斯坦峰峦暮色的阴影中，望着下面山谷的一片圆形小屋。它们有用干草搭建的平顶，中间夹杂着枯枝建造的茅舍。后者与公元前20000年在奥哈洛看见的无甚区别，但这些屋子是全新的。柳树、杨树和无花果树围在村子四周，显然得到了泉水的滋润，在全新世的暖湿新世界中茁壮成长。更远处，沼泽一直通到利萨恩湖（Lake Lissan），今天那里被称为死海。

许多树被砍倒，以便获得建筑材料和开辟小块大麦和小麦田。这些作物在生物学上是驯化抑或野生的似乎完全不重要，因为农业的新世界无疑已经到来。现在是公元前9600年，约翰·卢伯克望着耶利哥，这个村子标志着西亚乃至世界历史的转折点。

我第一次看到的苏丹丘（Tell es-Sultan，即古耶利哥）同样令人震惊，但没有那么风景如画。我站在巴勒斯坦山的阴影下，在那个巨大丘阜以西半千米的地方。丘阜由数千年的坍塌建筑和人类垃圾组成，受到太阳和风雨的侵蚀。向东北方向远望，可以看见一条条闪亮的黄色和炫目的白色，那是仍被太阳炙烤着的约旦河谷。我脚下是用煤渣块砌成的乏味灰色建筑，这个巴勒斯坦城镇现在环绕着古老的遗址。不过，我视野的中心是苏丹丘，以“世界上最古老的城镇”闻名。它看上去像是古老的采石场，甚至是弹坑。

当然，那是我的职业病——考古学家从1867年就开始发掘这个土丘。几年后，查尔斯·沃伦（Charles Warren）上尉来此寻找被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的号角吹塌的城墙，他相信苏丹丘就是《圣经》中的耶利哥城。1908—1911年，一队德国学者追随了他的脚步；然后是20世纪30年代，来自利物浦大学的约翰·加斯唐（John Garstang）。但把古耶利哥带到世人面前的是凯瑟琳·凯尼恩（Kathleen Kenyon）在1952—1958年间展开的伟大发掘。 [1]凯尼恩写道：

“耶利哥绿洲犹如人们想象中的伊甸园。” [2] 我看到的耶利哥被绿树和耕地环绕，从凯尼恩看到的齐整绿洲向外蔓延了许多千米。现代灌溉把苏丹泉（''Ain es-Sultan，村子即由此得名）的水输送到谷中偏远的田地。于是，我在想象中砍倒了那些远处的树木，又在土丘周围种植了许多棕榈树。我拆掉水泥和煤渣块的建筑，代之以谷物地。然后，我在土丘脚下支起凯尼恩用过的那种白帐篷。帐篷支好后，我可以看着结束一天工作的工人鱼贯离开土丘，而考古学家和学生们则坐下喝茶，然后开始整理发现。

这天，他们第一次意识到土丘中埋着最古老的建筑。青铜时代的城镇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长方形建筑已经为人所知。但那天（我记得是1956年的某个时候），就像凯尼恩后来所写的：

“我们发现自己正在掘入一个新阶段……地面是泥土而非泥灰……墙是曲面的，房子的设计似乎是圆的。” [3]我们知道，一些纳图夫人曾在泉边驻营，因为那里发现了散落的新月形工具。他们很可能种植过谷物、豌豆和小扁豆，在获得了可怜的收获后前往山谷或山坡的其他地方生活。

公元前9600年左右，夏天的干旱画上句号。重新开始的降雨补给了从巴勒斯坦山间流过的溪流，约旦河开始泛滥。新的一年一度的洪水将厚厚的肥沃土壤带到河谷各地；泉水重获生机，滋润着土地。作物生机勃勃，很可能取代无人照料的野生植物，成为食物的主要来源。晚期纳图夫人延长了停驻的时间，直到历史重演，早期纳图夫人青睐的定居村落生活在远离地中海林地的地方获得重生。耶利哥就这样建立，那里的居民成了农民。

人类在耶利哥的生活延续至今。一代代后人建起房屋、仓库和圣所，将最早的村子埋没；他们使用陶器和青铜，被《旧约》载入史册。就这样，苏丹泉旁出现了一个巨丘，长250米，高度超过10米。巨丘由倒塌的泥砖墙、层层堆垒的房屋地基和垃圾堆组成；除了人类垃圾，巨丘中还包含着1万年人类历史中的失传物品和隐藏墓葬。

凯瑟琳·凯尼恩试图在耶利哥使用对她来说非常现代的发掘技术。与发现了纳图夫文明的多萝西·加罗德一样，凯尼恩是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考古学家之一。这两位女性在基本上仍然是男性世界的领域取得了成功。20世纪20年代，凯尼恩在牛津求学，继而指导了在英格兰和非洲的发掘。战争期间，她担任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主任，最终成为牛津圣休学院院长。她获得过许多荣誉，最高荣誉是1973年获封大英帝国女爵。 [4]1952年，她的目标是进一步探索古城的最后时期（可能与《圣经》故事有关），以及发现最早的遗存。她认为后者更为重要，值得“彻底探索”。她的想法完全正确。1957年，她出版了关于自己工作的通俗作品《挖掘耶利哥》（Digging Up Jericho ），向世人证明了这点。不过，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学者们才等到详尽描绘土丘内部建筑、陶器和一系列关键地层的巨著问世。 [5] 不幸的是，凯尼恩在出版前几年就去世了。

现在，约翰·卢伯克正在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