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历史的诞生

定居点和其他许多考古研究对象，比如纪念碑、墓葬和岩画；利用关于过去环境变化的证据，如埋在古代沉积物中的花粉粒和甲虫翼。

偶尔也会得到现代世界的一些帮助，因为我们携带的基因和所说的语言能告诉我们往昔的状况。

依赖此类证据的风险在于，由此得到的历史可能几乎完全变成人工制品目录、考古遗址概要或者一系列可疑的“文化”。 [9] 更加易懂而吸引人的历史应当提供关于人们生活的叙事，描绘往昔生活的经历，并认可人类活动是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原因。 [10] 为了如此呈现历史，本书把一个现代人送到史前时代：他将目睹石质工具的加工，炉火的燃烧，以及定居点的建立；将领略冰河期的风光，并见证其改变。

我选择了一个名叫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的年轻人担当这项工作。他将依次造访各大洲，从西亚开始环球之旅：欧洲、南北美洲、大洋洲、东亚、南亚和非洲。他的旅行就像考古学家的发掘工作——目睹人类生活最私密的细节，但无法提出任何问题，自己的存在也完全不为人知。我将通过评论解释考古遗址是如何被发现、发掘和研究的，以及它们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农业、城镇和文明的诞生。

谁是约翰·卢伯克？在我的想象中，他是一位对过去感兴趣但对未来心怀恐惧的年轻人——并非恐惧自身的将来，而是担忧地球的未来。他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博学家同名，后者在1865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往昔的著作，书名是《史前时代》（Prehistoric Times ）。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1834—1913）是查尔斯·达尔文的邻居、朋友和追随者。 [11] 作为银行家，他发起了关键的金融改革；作为自由党议员，他起草了关于保护古代纪念碑和设立银行（公共）假日的最早立法；作为植物学家和昆虫学家，他发表了许多科学作品。

《史前时代》成了标准教材和畅销书，1913年刊印了第七版，也是最后一版。这是一部先锋之作，是最早驳斥《圣经》编年的作品之一，后者宣称世界的历史只有6000年；该书引入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等术语，它们在今天被视作史前历史的关键阶段。

埃夫伯里勋爵（Lord Avebury）约翰·卢伯克，乔治·里奇蒙德（George Richmond）绘制，皇家艺术研究院，1867年。

但除了洞见，这位维多利亚时代卢伯克的无知同样惊人。他对石器时代的年代和长度几乎一无所知，提供的关于古代生活方式和环境的证据寥寥无几，他从未听说过拉斯科（Lascaux）、史前的耶利哥（Jerico）和其他无数今天被视作人类历史里程碑的遗址。在构思本书时，我想过把维多利亚时代的卢伯克送往这些遗址，以感谢他写出了《史前时代》。但他的时代已经过去；即使知道了拉斯科和耶利哥，我觉得他也不会抛弃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态度，即一切狩猎采集者都是头脑幼稚的野蛮人。

史前旅行更合适的受益者是一个尚未在世界留下印记的人。因此，我将把现代的约翰·卢伯克送到史前时代，他将携带一本那位同名者的著作。在世界的偏远角落阅读此书时，他既能看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卢伯克的成就，也会看到考古学家们在《史前时代》问世不到150年后所取得的非凡成果。

通过卢伯克，我确保了这段历史是关于人类生活的，而非仅仅是考古学家找到的物品。我自己的目光无法逃离当下。我看到的仅仅是被抛弃的石质工具和食物残渣，还有空屋的废墟和冰冷的火炉。虽然发掘提供了通往其他文化的大门，但这些门只能被稍稍撞开，永远无法通过。不过，我可以利用自己的想象把卢伯克挤进门缝，让他看见我自己的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成为旅行作家保罗·索鲁（PaulTheroux）所描述的“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

索鲁书写自己“最大限度地体验相异性（otherness）”的欲望，描绘了成为陌生人如何让他发现自己是谁、代表着什么。 [12] 这是考古学在今天能为我们所有人所做的。随着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地出现了乏味的文化同质性，富有想象力的史前旅行也许是我们现在最大程度地体验差异性，从而认识自身的唯一方式。这也是我找到的唯一方式，能将我所知道的考古学证据翻译成我希望写就的那种人类历史。

当我凝视着自己亲手发掘的废弃定居点时，常常会产生像另一位伟大旅行作家威尔弗雷德·塞西格（Wilfred Thesiger）那样的想法。1951年，他曾和伊拉克南部的沼泽阿拉伯人（Marsh Arabs）共同生活。第二年回到那里时正值黎明，塞西格望着旭日映衬下的大片芦苇，想起了自己的首次来访——河道上的独木舟、鹅的鸣叫、建在水上的芦苇屋、湿淋淋的水牛、在黑暗中歌唱的孩子们和蛙鸣。他后来写道：

“我再次体验到对于分享这种生活，而不仅仅做一名旁观者的渴望。” [13]考古技术让我们所有人都能成为史前生活的旁观者——虽然要通过模糊的透镜。和塞西格一样，我也渴望更进一步，去体验史前生活本身，并用这样的体验来书写人类历史。塞西格可以坐着独木舟出发，而我所拥有的只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