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在塞浦路斯的三天

们还指出，在发掘出的218000块河马骨骼上完全没有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只有这种痕迹才能为河马曾被猎杀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据；如果没有，这些骨骼可能只是自然堆积，就像在塞浦路斯沿岸的许多洞穴中发现的那样，在人类到来前积累过程也许已经持续了数万年。

在准备报告时，艾伦邀请了来自美国匹兹堡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桑迪·奥尔森（Sandi Olsen）——鉴定人类屠宰痕迹的专家——检验这些骨骼。不幸的是，她也成了艾伦最严厉的批评者。 [9] 奥尔森认为，阿伊托克莱诺斯洞的居民开挖遗物只是为了给自己腾出空间。他们挖出了河马骨骼，有的被他们用火烧焦，和他们留下的其他废弃物混在一起。居民们可能还试图把骨头用作燃料。奥尔森认为，河马骨骼可能比人类居住活动早了几千年。但她解释说，对河马骨骼的任何放射性碳测定都不可靠，因为火改变了它们的化学成分。 [10]我权衡比较了双方的观点。艾伦是存在河马猎人说法的雄辩提倡者，但由于没有切痕和可靠的放射性碳定年，我仍然未被说服。从公元前20000—前10000年，气候和生态的不断变化可能扰乱倭河马的生育方式；公元前12500年（晚期间冰期），茂密林地的扩展可能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所以，我怀疑在公元前10000年，当第一条独木舟抵达塞浦路斯海岸时，崖顶的泉源边已经没有倭河马和大象在喝水了——只有猛禽懒洋洋地在热气流上盘旋。那时，河马已经掉落山崖——并非真正的悬崖，而是生存之崖。 [11]无论他们是否是河马猎人，在阿伊托克莱诺斯发现的石质器物和对他们留下的焦炭的放射性定年（约为公元前10000年）仍然提供了塞浦路斯出现人类的最早已知证据。他们为何来到这个岛上？他们到来的时间处于西亚生活发生彻底改变的新仙女木期。无论是在以色列的马拉哈泉村或哈约尼姆，还是幼发拉底河畔的阿布胡赖拉，随着野生园圃产量的崩溃，定居者们都回归了昔日的漂泊生活。前往塞浦路斯可能是他们所面临的经济压力所造成的另一个后果。这个岛的存在无疑早就为人所知，因为可以从山顶上看到它，或者通过远处的云层、有迹可循的水流或岸边的漂浮物猜到。

猎人们目睹的景象无疑让他们失望——没有猎物，也很少有可以收获的野生谷物。由于阿伊托克莱诺斯是目前岛上已知的该时代唯一遗址，最早的来访者似乎没有耽搁就离开了。直到差不多2000年后，人们才会回到塞浦路斯；这次，他们做了更好的准备，不仅同船带来了谷种，还有准备在岛上繁殖的野山羊和猪。

此行的第二天，我和保罗·克罗夫特（Paul Croft）一起站在一口新石器时代的井边往里看。克罗夫特毕业于剑桥大学，现在是驻塞浦路斯的考古学家。他正在描绘这口井的发现和发掘。不到100米外，度假者正在避风海湾的沙滩上晒太阳，或者在沙滩酒吧的仿真稻草伞下喝着鸡尾酒。

从1989年起，保罗与爱丁堡大学的一个团队合作，开始对塞浦路斯岛西南部发展迅速的海边度假地米卢特基亚（Mylouthkia）展开“监察”。这是真正的考古监察——他们会查看采石或建筑工程挖出的东西，如果发现有任何潜在的考古价值，就可以要求对方停工。[12]米卢特基亚早就以丰富的塞浦路斯青铜时代（约公元前2500年开始）遗物闻名，但发现如此古老的井完全出乎意料。塞浦路斯之外仅有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以色列沿岸，即已经淹没的亚特利特雅姆，但新发现要古老得多。事实上，它们可能是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井。

保罗描绘了这些井被发现时的样子（共计6口，散落在一片新的酒店区域内外）。去掉周围的石块后，它们就像地上的黑色土圈，或者纵向分割的长土柱。最初，这些井被认为属于青铜时代，不过是些浅坑。但发掘显示，它们至少深入柔软的岩层10米。塞满井身的废弃物中包括许多带有明显新石器时代特点的器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里面完全没有陶器。人们还找到了烧焦的驯化小麦和大麦。放射性碳定年确定它们来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从而将塞浦路斯农业的历史至少往前推进了2000年。

这些井并非因为不再需要或地下水干涸而废弃，而是有意填塞的。一口井中发现了大量石质容器的碎片，还有用于制造它们的锤石和燧石片。这些很可能来自井边的垃圾堆。另一口井中有仪式性的沉积物，包括23具完整的山羊遗骸，一个精心放置的人类头骨，以及一件用磨光的粉红色石头制作的优美权杖首。

保罗描绘了如何用鹿角做的锄头挖掘井道，井壁上至今还可以看到人们爬上爬下时手抓脚踩的地方。我产生了这样做的强烈欲望，但还没来得及提出请求，保罗就带着与会者离开了。他想要带我们参观一处酒店公寓后院中新发现且尚未发掘的水井。

现在是公元前8000年，卢伯克正望着同一口井的内部。井口边装着栅栏，必须先从上面攀过。一旁，三四名成年人和几个少年正在简陋的棚子下雕刻石质容器。他们用锤石砸碎原料，然后将其雕琢成大致的形状，接着把它们打磨和雕刻成碗和盘子。在此过程中，他们必须不断往石头上浇水。卢伯克猜测，这就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