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北方土地的先驱

确定了哪些骨骼带有独特的石质工具切痕，哪些带有食肉动物啃噬的痕迹。这项工作将人类活动缩小到设陷阱捕捉北极野兔这种更不起眼的狩猎方式。 [19]所有带切痕的骨骼都来自公元前12700年左右的狭窄时间窗口——放射性碳定年结果与高夫洞的遗骸如此接近，以至于我们面对的可能是同一批先驱者。 [20]带切痕的骨头能够告诉我们的远不止人类曾经吃些什么，以及哪些动物生活在冰河时代的欧洲：它们可以准确地告诉我们，人类何时开始从南方的庇护所向北扩张。工具本身没什么帮助，石头材质缺乏可以提供精确定年的关键物质——碳。因此，考古学家们依赖与器物一起发现的兽骨来确定年代，然后假设两者为同时代。不幸的是，情况常常并非如此。

就像在克雷斯韦尔崖发生的那样，兽骨可能从多种来源进入洞穴沉积物，然后进一步被混在一起。石质工具可能与这类骨骼混杂起来。因此，当我们根据在矛尖边找到的驯鹿腿骨获得放射性碳定年数据后，所得到的结果不一定能告诉我们矛尖何时被丢弃或丢失在洞中。这也许只能告诉我们在人类存在之前或之后的几百甚至几千年，一只鬣狗何时把山洞用作了巢穴。 [21]在19世纪60年代写作时，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已经非常清楚这个问题。事实上，他在《史前时代》中用切痕来反对某个德努瓦耶先生（Monsieur Desnoyers）的观点，即已经灭绝的动物的骨头在人类出现前已在洞中躺了几千年，它们的遗骸只是混在了一起。对于认为人类历史不止《圣经》所说那几千年的人来说，石质器物与猛犸、穴居熊和披毛犀骨骼之间的联系是关键证据。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做的正是任何现代考古学家都会做的：他在骨骼上寻找切痕，并提供了穴居狮、披毛犀和驯鹿的例证。 [22] 事实上，他预见了几乎所有今天的动物考古学家会用的技术。他讨论了狗的啃噬和食腐对考古学家们将要研究的骨头的影响 [23] ，利用骨架破碎的不同程度评估掩埋的相对年代 [24] ，并通过基于动物品种和对其现代同类习性的了解来估算狩猎发生的时间。 [25]今天，当人类历史的古老不再受到怀疑时，带切痕的骨头对考古研究依然关键。它们为放射性碳定年提供了理想的样本，因为带切痕的骨头与人类同时存在。对小碎片的测定直到一种新的放射性碳定年技术出现后才成为可能，即加速器质谱仪（AMS）技术。这种技术所需的样本大小不到早前“常规”技术需要的千分之一。 [26]1997年，鲁珀特·豪斯利（Rupert Housley）和同事们发表了对45处遗址测得的100多组新AMS放射性碳定年结果，涉及从德国东部到英伦诸岛的欧洲北部地区。 [27] 豪斯利是放射性碳定年的顶尖专家之一，他细心选择的样本为人类的存在提供了确定无疑的证据。 [28] 考古学家们第一次有机会准确了解人类是何时以及如何从欧洲西南部的冰河期庇护所向北扩张的。

庇护所的北侧边界是卢瓦尔河（Loire）各条支流的河谷。直到公元前15000年后，定居点才进一步向北推进，首先进入莱茵河上游，然后于公元前14500年进入莱茵河中游、比利时和德国南部。这些迁徙发生在草和灌木向北扩张之后，驯鹿和马群不久也急切地跟着扩大了自己的领地。我们可以知道，冰河时代的先驱者平均每年迁徙1千米。在随后的400年里，他们在法国北部、德国北部和丹麦建立了定居点。公元前12700年左右，在离开差不多1万年后，第一批人类重返不列颠。

这波最后的北向大迁徙毫不意外地与波令峰的温暖期重合。当时，不列颠是欧洲最西北的角落，直到几千年后才成为岛屿。

对任一特定地区的再殖民过程都包括两个阶段。首先到来的是先驱者。这一阶段的考古遗址很小，通常不过是一堆石质工具。此类遗址很可能是猎人队伍的过夜营地，在探索冰河封冻期间没有人类定居点的土地时搭建。先驱者可能在夏天向北而行，然后回到南方的大本营报告自己所见。先驱者需要逐渐掌握地形学、动植物分布和原材料资源的知识，从而在头脑中建立起新世界的地图。这一定很有挑战性。因为天气和气候仍然非常多变，一代探索者积累的知识对下一代人可能无甚价值。

先驱阶段持续了大约500年，或20个世代。在此之后，人类定居点才开始迁移，拉开了豪斯利及其同事们所称的定居阶段的序幕。在这一阶段，家族和其他群体把大本营搬到北方，并永久生活在那里，靠已经在苔原上扎稳脚跟的驯鹿和马群生活。

为什么人们要探索北方的土地，然后在那里定居下来？植物的孢子和种子靠风传播，昆虫与兽类无法抵抗繁殖和一有机会就开拓新领地的生态本能，随之而来。冰河时代的猎人就像甲虫、啮齿类和鹿一样不由自主地受到驱使吗？当冰雪消融时，人类的数量会像河水一样暴涨，直至他们被迫寻找新的食物来源吗？

人口的增长几乎毫无疑问。冰河时期的精美岩洞壁画掩盖了末次冰盛期生活极端艰难的痛苦事实。冬天对许多婴儿、儿童和孱弱者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冰冻的土地和暴风雪摧毁了食物供应和人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