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我的作品的普遍主题是人类知识的局限，以及我们在与自己视野范围之外的事物——未知的、隐身在不透明的帷幕另一边的事物——打交道时，会犯下的令人着迷和没那么令人着迷的错误与偏见。

因为我们的思维需要减少信息量，所以我们更愿意将事物硬塞进已知框架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上（对未知事物进行“截肢”），对这样的事物进行分类，让我们的框架具有弹性。随着我们逐渐发现越来越多的虚假模式以及真实模式，随机的东西会变得似乎不那么随机，而是越来越有确定性——我们过度活跃的大脑更愿意采用错误的、简化论的叙事模式，而不是根本没有任何叙事模式。 [1]思维可以作为一种很好的自我欺骗工具——它生来就不适合处理复杂性和非线性的不确定性。与常见的观念相反，更多的信息意味着更多的错觉；由于现代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我们发现虚假模式的速度越来越快。充满信息的现实世界是混乱的、随机的、复杂的，而我们对事物的直觉则是简单的——这两者并不匹配。结果是，我们的精神架构越来越跟不上我们生活的世界。

这就导致了愚人问题：当地图与某一片地方的实际情况不符时，就会出现某一类傻瓜——受到过度教育的人、书呆子、记者、读报纸的人、机械论的“科学家”、伪经验主义者、那些具有我所谓的“认识论骄傲”（也就是能够彻底否认他们看不见、不了解的事物）的人——这些人会进入一种否定状态，想象这片地方的实际情况与地图相符。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这里所谓的傻瓜是那些为了削减而进行错误削减的人，他们截掉客人的腿脚甚至头颅，却坚持说这样仍旧保留着客人95%的身体特征。看看我们自己创造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吧，其中有些是有益的，有些则是有问题的：规章制度、由上而下的政府、学术界、体育场、上下班路线、高层办公楼、非自发的人际关系、雇佣等等。

自启蒙运动以来，在理性主义（我们希望事物是什么样子，才能让我们觉得有道理）和经验主义（事物实际的样子）的对立中，我们一直在责怪这个世界不符合“理性”模型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一直在尝试改变人们以适应技术，改变伦理以适应我们对雇佣的需求，改变经济生活以适应经济学家的理论，努力把人生塞进某种叙事框架之中。

当我们对未知事物的表现和对随机效应的理解出错时，如果这错误不会导致负面的结果，那我们就是强壮的——否则我们就是脆弱的。强壮的人能够从黑天鹅事件中获益 [2] ，脆弱的人则会受到此类事件的严重冲击。我们正因为科学上的某种自我中心主义而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倾向于对未知的东西做出充满自信的结论——这导致了专家问题、风险以及对人类错误的严重依赖。读者从我的格言中可以看出，我对大自然维持强壮的方法心怀敬意（几十亿年的时间足够任何脆弱的东西土崩瓦解）；古典思想（对未知事物的尊重，认识论层面上的谦卑）比启蒙运动之后的现代伪科学自我中心主义更加强壮。因此，我的古典价值观驱使我强调博学、优雅和勇气的重要性，反对现代社会的虚伪、庸俗和书呆子气。 [3]艺术是强壮的，科学并不总是强壮的（这还只是温和的说法）。

某些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使得生活更有价值：艺术，诗歌，以及——影响力最大的还要数——格言。

格言、警句、谚语、歇后语，甚至讽喻性的短诗，可以说是最早的文学形式——这些形式经常包含在我们今天所谓的诗歌里。它们具有经典言论的认知完整性（尽管它们比今天充满商业气息的所谓“经典言论”

[4] 更强力也更优雅），带着一点点炫耀的意味，展示了作者把强有力的观点压缩到寥寥几句话中的能力——特别是以口语形式来表达。的确，这肯定是一种炫耀，因为阿拉伯语中的“格言”一词本来就具有“展示男子气概”的意思，尽管这里所谓的“男子气概”并不像字面上听起来那样仅仅局限于男性，而是更适合翻译为“人类的气概与能力” [拉丁文中的“美德”（virtue）一词也是这样，发源于vir这个词根，而vir的意思就是“人”]。那些能够用这种方式表达出强有力的思想的人，似乎具有某种象征性的力量。

这一模式是黎凡特文化（以及广义上的地中海东部文化）的核心。当上帝对闪米特人讲话时，他讲的都是充满诗意的短句，通常是借由先知之口说出来。像《箴言书》《传道书》乃至《古兰经》这样的典籍，其实就是一系列格言的浓缩。类似的模式也为后人所借鉴：

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纪伯伦的《先知》都采用了系列格言的形式。

除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宗教之外，还有赫拉克利特和希波克拉底的格言，普布里利亚·西鲁斯的格言（他本来是叙利亚的奴隶，因为语言优美才获得了自由，法国思想家拉罗什富科的不少警句都受了他的影响），以及普遍被认为是阿拉伯最伟大诗人的穆太奈比的诗作。

格言曾被应用于表达阐述，宗教典籍，一位黎凡特祖母给孙子的建议，吹牛炫耀（我在前面提到过，穆太奈比通过他的格言告诉我们，他确实是阿拉伯最伟大的诗人），文学讽刺 [5] （马提雅尔、伊索、艾尔玛利），道德论述（沃夫纳格、拉罗什福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