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让你的另一半成为你真正的人生搭档

做母亲对我来说是相当不可思议的经历，但分娩过程却不是。9个月的妊娠反应让我对分娩阶段望眼欲穿。不幸的是，我肚子里的儿子倒一点儿都不着急。预产期到了，我的产科医生决定人工催产。我父母和妹妹米歇尔都到了医院，和戴夫一起陪着我。有人说养个孩子得“全家总动员”，而我的情况是，仅仅是要把他生出来就得劳师动众。分娩过程很漫长，亲友团的兴奋劲儿很快就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百无聊赖。我一度希望他们帮我挺过一次次阵痛，但没人注意到我，他们都在房间的另一侧给医生看家庭相册。这件事后来成了家里常提的笑话，它证明要长时间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是很困难的，分娩也不例外。

3个半小时后，我儿子终于出生了，体重约4.3千克。他的头占了体重的一半。我的妹妹是儿科医生，参与过上百次分娩过程。出于好心，很久以后她才告诉我，我的分娩是她见过最困难的。当医生宣布我的儿子非常健康时，我觉得所有的痛苦都是值得的，9个月持续不断的妊娠反应也完全消失。最痛苦的时候似乎已经过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从病床上起来，刚迈了一步就跌倒在地上。原来分娩时太过用力，让我拉伤了肌腱。我拄着拐杖度过了一个星期。无法站立的状况让我在当母亲的头几周里遇到了更多困难，但也带来了事先没想到的好处：大多数时候，照顾宝宝的人是戴夫。孩子一哭，戴夫就得起床把他抱到我身边吃奶、换尿布，然后再哄他睡觉。通常情况下，妻子是处理各类紧急情况的育儿专家，但我们家却是由戴夫教我怎么给8天大的儿子换尿布。如果戴夫和我能事先想到这一幕，那我们就是天才了。

事实上，我们的确应该准备得再充分些。当我怀孕6个月时，一位博士候选人为撰写一篇关于上班族夫妻的论文对我进行了电话采访。她一开始就问：“你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我说：“没有啊，我的孩子都还没生出来呢。”我建议她采访那些生完孩子的人。她却说：“还有几个月你就生了，显然你和你丈夫都已经考虑过孩子在学校里生病了谁去接他之类的问题，还有主要照顾孩子的人是谁，对吧？”我一个问题也答不上来。电话采访结束时，我一想到我们对这些事情真的没有做好准备，就手足无措、大感恐慌。当晚戴夫刚进门，我就扑过去抓着他说：“天哪！我们还有几个月就要为人父母了，却从来都没有讨论过如何带孩子！”戴夫看着我，一脸“你疯了吧”的表情。“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讨论生孩子吗？”

当出现意见上的分歧时，戴夫和我发现，我们的确是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孩子问题，但都是纸上谈兵。戴夫说得对，我们的确常常讨论如何为人父母；我说得也对，这种讨论太不务实。由于缺乏经验，我们甚至连育儿的具体细节都不知道，也完全想象不出接下来要经历怎样一个过程。

我想，当时的我们可能还无法接受生活即将迎来巨大变化的事实。在我怀孕期间，戴夫和我甚至都不在同一个城市工作（我得说清楚，我“怀上”孩子的时候我们俩是在一起的）。那一年，戴夫在洛杉矶创立了开启传媒公司（Launch Media），这家公司十几年前被雅虎收购。雅虎总部就在我生活和工作的北加州，而戴夫的团队在洛杉矶。刚开始约会时，我们决定将共同生活的地点定在旧金山湾区，于是戴夫开始了来回往返的生活：周一到周四他在南加州，周末坐飞机到北部和我相聚。甚至在结婚后，我们仍延续着这种生活方式。

儿子出生后，戴夫一周往返的次数增加了。他能这样做实在帮了大忙，但离理想状态还很远。为了与我和孩子在一起他都累垮了，但他仍不能总陪在我们身边，因此我承担了绝大多数照顾孩子的工作。这种劳动分工似乎是不公平的，我们的婚姻也为此承受了很大压力。之后，我们雇用了一位保姆，但这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情感上的支持和生活点滴的分享是无法用金钱换来的。为人父母仅几个月后，我们就已经掉入了传统的、不平衡的性别角色之中。

我们这种情况并不特殊。在过去30年里，女性在职场上的进步远大于家庭。根据最近的一项分析，在美国，当丈夫和妻子都有全职工作时，母亲对孩子的照顾、所做的家务分别比父亲多出40%和30%。¹ 2009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双薪家庭里只有9%的夫妻表示会共同分担家务劳动，一同承担照看孩子、养家糊口的责任。²在中国，女性的家务工作量平均是男性的两倍，其中包括在照顾孩子上花费的时间。³所以，尽管男性也在慢慢承担起更多的家务劳动，但这种变化非常缓慢，远远达不到平等分担的状态⁴（这并不奇怪，同性夫妇在分担家务时要平等很多）。⁵

相关的国家政策更强化了这种性别差异。即使父母都在家里，美国人口统计局也将母亲默认为“指定家长”。⁶母亲照顾孩子是“养育”，但如果是父亲照顾孩子，政府则把这视为“育儿安排”。⁷中国的国家政策同样强化了“女性是孩子的主要照看者”的观念。⁸我甚至听到过一些男人说正准备回家“看看孩子”，但从来没听过一个女人把照顾自己的孩子说成“看看孩子”。我的一个朋友在公司野外拓展活动中负责团队建设。当填写自己的业余爱好时，团队里有一半的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