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往桌前坐

错”，或“有别人的帮助”。在解释失败时，男女也不同。当一个男性失败时，他会归咎于“研究得不够”或是“对这件事本来就不太感兴趣”等；当一个女性失败时，她会相信是由于自己本身缺乏能力导致的。⁸类似地，当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接收到负面的反馈时，相比男性，女性的自信和自尊会遭受到更大的打击，⁹由此引发的失败和不安全感的内化会伤及她未来的表现，所以这种心理模式具有严重的长期负面影响。¹⁰苛待女性的不只是女性自己，周围的同事和舆论也很快都会将女性的成就归因于外部因素。当脸谱网申请上市时，《纽约时报》曾撰文善意地提醒我（和其他人），我只是“运气不错”，而且“一路都有强有力的导师支持”。¹¹之后，记者和一些网络博客对《纽约时报》的双重标准提出抗议，指出它很少将男人的成功归因于“运气不错”。但《纽约时报》所说的，其实也是我曾对自己无数次说过的话：在我事业的每个阶段，我都认为自己的成功来自运气、努力工作和他人的帮助。

我的不安全感（和大多数人的不安全感一样）开始于高中时代。那时，我在迈阿密一所很大的公立学校上学——请联想一下电影《开放的美国学府》（Fast Times at Ridgemont High）。比起学习成绩来，这所学校更关心如何防止学生在宿舍里打架、在厕所里吸毒。当我被哈佛大学录取时，很多同学都问我为什么要去一所盛产书呆子的学校，接着，他们会突然停住，意识到我也是个“书呆子”，然后不等我回答就窘迫地走开——他们已经知道答案了。

大学头一年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第一个学期，我上了一门叫作“希腊文明中的英雄”的课程，学生戏称这门课为“狗熊见英雄”。我对研究希腊神话并没有多大热情，但学习这门课是应付文学课最简单的方式。教授在第一堂课就问我们，以前读过这些“书”里的哪一本。我低声问身边的朋友：“什么书？”“当然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她回答。几乎每个人的手都举了起来，除了我。教授又问：“谁读过这些书的原著？”“什么原著？”我问朋友。“希腊文原著。”她答道。有三分之一的人还举着手。显然，我就是传说中的“狗熊”之一。

几周后，我的政治哲学课教授布置了长达5页的论文，这让我惊慌失措。整整5页！我只在高中写过一篇那么长的论文，而且那还是花了一年时间的大工程。谁能在一周之内写出5页来？于是，我每天晚上都待在宿舍里，挑灯夜战。基于我投入的时间和努力，我的论文应该得A，最后的成绩却是C。在哈佛大学，要求上交的作业通常是不可能得C的，我一点也没夸张——这简直相当于留级。我去见了在招生办公室工作的主管。她告诉我，哈佛大学之所以录取我是因为看中了我的品格，而不是我在学业上的潜质。这话倒挺有安慰作用。

此后，我更加专注、更加努力地学习。到了期末，我终于学会了怎样写5页的论文。但是，不管我在学业上做得多么好，我总觉得自己会被抓个现形，人们会发现我并没有真的学到什么。直到我听到帕吉·麦金托什关于自我怀疑的演讲，我被震住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觉得自己像个骗子，而是我感受到了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而且它还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

根据我和弟弟戴维一起长大的经历，我很清楚这种形式的自我怀疑对女性来说是件寻常的事。戴维比我小两岁，我们之间的感情很好。在家里，他与妻子共同分担照顾孩子的责任；他是一个儿童神经外科医生，每天都在见证令人心痛的疾病以及事关生死的决定。尽管我们在同一个家庭长大，但戴维总是显得比我更自信。在高中时，我们都在某个周末下午被约会对象通知取消晚上的约会。那一个周末我都闷闷不乐地在家里打转儿，想知道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错。而戴维却对遭到女友拒绝的事一笑了之，先是说“这女孩儿错过好事啦”，随后便跑出去和朋友打篮球。还好有我的妹妹安慰我，那个时候她就已经显露出超出同龄人的智慧和同情心。

几年后，戴维也进了哈佛大学。当时我已经上大四，他上大二，我们一起选修“欧洲知识分子史”这门课。我的室友卡丽也上这门课，因为她的专业是法国文学，这门课给了她很大的帮助。她不但每堂课必去，而且读完了课程指定的10本书，重要的是这些书都是原著（OK，这个时候的我已经知道“原著”意味着什么了）。我也每堂课都去，也读完了课程指定的10本书……不过，是英文版的。戴维只上过两次课，而且只读了其中一本，然后在期末考试前他冲进我们的宿舍，要求我们帮他进行考前辅导。考试时我们3个人坐在一块，在试卷上奋笔疾书了3个小时。走出考场时，我们询问彼此考得如何。我很不开心，因为忘记了将弗洛伊德的“本我”概念与斯宾诺莎的“意志”概念联系起来。卡丽也很发愁，后悔自己没有充分地解释康德对“崇高”和“优美”的区别。我们继而问起戴维：“你感觉考得如何？”“和平时一样啊。”“一样？”我们问道。“是啊，”他说，“一样得‘A’呗。”

他是对的，他的确一如既往地得了“A”。事实上，这次考试我们三个都得了A。我弟弟的自信并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