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内心的革命

2004年夏天，我怀上了第一个孩子，那时，我正在负责管理谷歌公司的线上销售与运营团队。我是在3年半以前加入谷歌公司的，当时它刚刚起步，前景模糊，员工不过100多人，在一栋破烂的写字楼里办公。

这次怀孕很辛苦。一般只在头三个月才会发生的晨吐，我在孕期的每一天都在经历。这期间我的体重增加了差不多70磅，双脚肿胀得大了两个码，形状变得很怪异，而且我只有将脚搭在咖啡桌上才能看到它们。一位颇具幽默感的谷歌工程师说，我正在酝酿一个“巨鲸”项目。

一天早晨，在对着马桶吐了半天之后，我开车赶去见一个重要的客户。谷歌的快速成长导致员工的停车问题成了大麻烦，通常我能找到的停车位都相当偏远。我以孕妇“冲刺”的速度穿过公司停车场，胃里越发感到恶心。进入会场时我不停地祈祷：待会儿从嘴里冒出来的，除了与销售业务相关的内容之外，千万不要有别的什么东西。那天晚上，我向丈夫戴夫（Dave）大倒苦水。当时还在雅虎公司工作的戴夫告诉我，雅虎在每座办公楼前都为公司的准妈妈们专门预留了停车位。

第二天，我摆起了示威的架势（其实就像是鸭子那样摇摇摆摆），走进了谷歌的两位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的办公室。只见地板上到处散落着玩具、小零碎和衣服。在房间的角落里，谢尔盖正努力地保持着一个瑜伽姿势。我大声地向他们声明：公司需要孕妇停车位，而且越快越好！他抬起头看看我，立刻就同意了，还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难为情，因为只有在亲历了孕期双脚的肿痛后，我才意识到公司需要为孕妇预留停车位。作为谷歌的女性高管之一，我难道不是更有责任去考虑这个问题吗？但是，和谢尔盖一样，我压根儿就没想到过这些。公司里其他的准妈妈们对于这种情况，肯定都是在默默忍受，却从没想过要求特殊待遇；或者说，也许她们缺乏自信或自认为没有资历去要求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如果高层管理人员中有一个孕妇（哪怕看起来像头巨鲸），情况就会有所不同。

在今天的美国和发达国家，女性的境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我们站在从前女性的肩膀上，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她们曾为之奋斗的一切。1947年，我多年的良师益友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的母亲安妮塔·萨默斯（Anita Summers）被标准石油公司（the Standard Oil Company）雇用了。当她入职时，老板对她说：“我很高兴雇了你,因为我花更少的钱得到了一样聪明的好员工。”她当时对此深表感谢，甚至还觉得有点儿受宠若惊。说她和男人一样聪明已然是莫大的赞美，再要求与男人享受同样的薪酬则是难以想象的事。

现在，如果拿我自己的生活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女性相比，我会觉得自己很幸运。目前，还有不少国家拒绝给予女性基本的公民权利，世界各地大约有450万名女性仍受困于性交易。¹在阿富汗和苏丹等国家，女孩几乎没有可能接受教育，妻子被看作是丈夫的私有财产。女性如果遭到强奸，依照惯例会被赶出家门，因为她会让家族受辱；

一些遭遇强奸的女性甚至还会因“道德犯罪”的罪名被送进监狱。²比起这些国家的姐妹们，我们已经领先了几百年。

当然，实际情况也许更糟，但这不应阻止我们采取行动让世界变得更好。当一部分妇女参政者上街游行时，她们都在设想实现一个男女真正平等的世界。几十年后，我们仍然在努力尝试将这个愿景看得更清楚。

现实的真相是，世界仍然由男性在掌控。这就意味着，当要对这个世界做出真正有影响力的决策时，女性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平等的对待。

在195位国家首脑里，只有17位是女性。³在世界各国的议会中，女性只占20%的席位。⁴ 2012年11月的美国大选中，女性赢得了比以往更多的议会席位，这个比例上升到了18%。⁵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女性人数占21%。但是，⁶这些数字离50%都还很遥远。

在全世界范围内，企业领导层的女性比例就更低了。财富500强的首席执行官里仅有4%是女性。⁷在美国，企业主管人员和董事会中女性分别约占14%和17%，十多年来这个比例都没有什么变化。⁸对有色人种来说，这种差距更悬殊，女性仅占企业高管的4%、董事会席位的3%、议会席位的5%。⁹在中国主要的上市公司里，企业董事会中的女性占8.5%，而担任董事会主席的女性不到4%。¹⁰薪酬待遇方面的改善也同样迟缓。1970年，美国女性与男性同事的薪酬比是0.59∶1。到2010年，女性的抗议、奋争以及努力工作的结果使得这个比例上升到了0.77∶1。¹¹正如2011年马洛·托马斯（Marlo Thomas）在同酬日（Equal Pay Day）上所说：“40年来，薪酬只增加了18美分，而一打鸡蛋的价格涨幅却是它的10倍。”¹²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相反，中国的性别收入差距在过去几十年里有所扩大，其城镇女性职工目前的平均收入比男性低26%。¹³在经合组织（OE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