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使命

有些时代是为创造而生的，有些时代则是为保有一种文明而生的。

掀起历史上第二次浪潮变动的时代受环境所迫不得不成为创造者。孟德斯鸠、穆勒、麦迪逊等各派人士发明了我们目前袭用的大多数政治体制。他们生活在两种文明的夹缝之间，注定要负起创新的使命。

今天，在社交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家庭、学校、企业和教会，在能源制度和通信系统等各方面，我们都需要去创造新的第三次浪潮形态，成千上万的人在许多国家里已经起步了。然而，最落伍、最危险的莫过于我们的政治领域。今天在任何领域内我们都找不到像这么缺乏想象力、缺乏实验精神、缺乏自发的热忱去策划改变的制度。

就连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敢于创新的人（不论是在律师事务所、实验室、厨房、教室还是公司），似乎都怯于指出我们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已经落伍，需要彻底的修正。政治改革的风险很高、前途堪忧，因此现状似乎突然成为最美好的世界。

相反，在每个社会里都有一群假革命分子沉迷于落伍的第二次浪潮的假设，对这些人来说，没有一种改变称得上激烈。无政府浪漫主义者、左翼激进分子、温室的游击队、只对神负责的恐怖分子，梦想出现集权科技统治或中世纪乌托邦。我们已经冲入新的历史领域，他们却还在昨日发黄的政治制度中大做革命美梦。

然而，随着第二次浪潮人士和第三次浪潮人士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我们面前出现的不是以往革命戏剧的再现，没有“前进派”引导大众推翻统治阶层，没有由恐怖主义促成的自发式的群众动乱。第三次浪潮文明的新政治制度不是来自单一的剧烈动乱，而是各地、各阶层几十年无数革新与冲突的结果。

在迈向明日的途中，暴力仍然可能出现。从第一次浪潮转向第二次浪潮文明，经历了长期的浴血战争、叛乱、饥荒、强迫迁移、武力改变和浩劫。今天代价更大，时间更短，速度更快，风险也更高。

后果大半须视今日各领导阶层的韧性和智慧而定。如果这些领导团体和以往大多数统治集团一样短视、僵化、恐惧，他们会竭力压抑第三次浪潮，致使暴力和毁灭的风险变得更高。

相反，如果他们顺应第三次浪潮的潮流，如果他们了解必须建立更开放的民主制度，事实上可以加入创造第三次浪潮文明的行列，正如最明智的第一次浪潮领导阶层预见科技化工业社会的来临，即投身于创造时代的工作。

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或感觉到我们生存的世界有多么危险；我们知道社会不安和政治动荡可以造成暴戾之气；我们知道战争和经济变动的结果如何，也记得集权主义往往来自高贵的动机和社会的崩溃。然而，大多数人似乎都忽略了现在和过去具有积极意义的不同之处。

各国的情况不同，但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具备各行各业的知识；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享受过这么富裕的生活，经济也许不稳定，但是足够的收入使他们能够将时间和精力分配给社会问题与社会活动；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能够旅行，去交换和学习其他文化；最重要的是，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只要保证进行和平的改革（必要和彻底的改革）就能大有所获。

领导阶层不论多么聪明，都无法自行创造一个新文明。全体人民的努力仍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这些努力有待发掘。事实上，如果我们身为高科技国家的成员能够订下明确的目标，为下一代创造出全新的机构和法律，我们就能够发掘出比能源还要有力的“集体创造力”。

根据上述3项原则——少数权力、半直接民主、决策分工，我们越早着手设计新政治机构，和平移转的机会就越大。会增加危险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阻止改革的企图。盲目地保护落伍的观念会造成流血的危险。

也就是说，要“避免”暴力动乱，我们必须现在就开始关注世界性的政治结构落伍之问题。我们不仅要就这个问题请教于专家、宪法学者、律师、政界人士，而且要请教一般民众——人民组织、工会、教会、妇女团体、少数民族、科学家、家庭主妇、商人。

我们必须举行大规模的公众辩论，讨论配合第三次浪潮文明需要的新政治制度。我们需要以会议、电视节目、竞赛、模拟练习、宪法实验会议的方式来激发富有想象力的政治重组计划，挖掘各种新颖的构想。

我们应该使用最为先进的工具，从人造卫星、计算机到录像带、双向电视。

没有人清楚地知道未来是什么模样，或者第三次浪潮社会最重视什么。因此，我们不应该只想到由上而下的一次集体重组或一项革命性的改变，而要同时想象出成千上万个自动自发的小型试验，在地方和区域事务上试验新的政治决策，然后再应用到全国和国际事务上。

同时，我们必须开始在全国和国际机构的选民组成上进行类似的试验和全新的设计。今天反对第二次浪潮政府的怒气、怨气和觉悟可以被视为要求独裁领导的狂热，也可以被导入民主重建的工作。

我们借着大规模的社会学习方式，在许多国家同时进行更民主的试验，就可以驱散集权主义的狂热。我们可以让人们对即将来临的错乱与危机有所准备，也可以技巧性地对现行政治制度施加压力，以加快改革的速度。

没有这些基层的强大力量，我们不可能指望许多今日的挂名领导人物向制度挑战，这个制度不论怎么落伍，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