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是革命先烈。你们是在遥远的美洲海岸创造了新国家的男士、女士、农民、商人、技工、律师、印刷学者、宣传专家、小生意人、军人。你们当中有55人在1787年的炎夏聚集于费城，拟定出轰动一时的《美国宪法》。你们创造的未来变成了我们的现在。
这份文件和1791年的《权利法案》同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和许多人一样，我也不断询问自己，你们如何在社会和经济的动乱与压力之下提出高瞻远瞩的观念？你们听到明日遥远的呼唤，意识到一个文明已经死亡，另一个文明正在萌芽。
我认为你们不得不顺应潮流的发展，以免软弱的政府被不当的原则和落伍的结构拖垮。
很难想象这样一份庄严的工作是由个性完全不同（聪明、不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做出来的，这些人各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经济见解，但是皆因不能忍受现任政府可怕的“无力”状态而团结在一起，成立一个以完全不同的原则为基础的新政府。
直到今天，这些原则仍然影响着我们，以及世界上无数的人。
我承认在读杰斐逊和潘恩（Paine）的文章时，常常因其美丽和真诚而感动得落泪。
我要感谢你们，革命先烈，因为你们我得以在法治而非人治的环境中度过了半个世纪，尤其是宝贵的《权利法案》，它不仅使我能够思考和表达不受人欢迎的见解——不论这些见解是愚蠢的还是荒谬的，而且可以毫无恐惧地写出以下文字。我现在写出的看法很容易受到当代人的误解。有些人无疑会视之为煽动性的文字，然而我相信你们很快就会了解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因为你们所塑造的政府制度（包括你们所依据的原则）已经逐渐落伍了，也因而危及我们的福祉。这个制度必须彻底改变，再创造一个新的政府制度——一个21世纪的民主。
你们比我们清楚，没有一个政府、一种政治制度、一本宪法、一篇宪章、一个统治政权是永久的，以往的决定不能永远成为未来的束缚，为某一种文明而设计的政府无法妥善应付另一种文明。
因此，你们应该了解为什么连《美国宪法》都需要重新修订，这不是说要删减联邦预算或要加入一两个狭隘的原则，而是要扩充《权利法案》，容纳以往无法想象的威胁和自由，创造一个全新的政府结构，为我们拟定新世界生存所不可或缺的睿智和民主的决策。
我手中没有现成的未来宪法蓝图，我不信任那些自以为得到答案的人，因为我们连问题都还没有想好，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想象全新的可能性，从根本上讨论、争执、辩论、设计明日民主的结构。
我们不是出于愤怒、肯定或一时冲动，而是基于广泛的咨询及和平的大众参与，我们必须一起重建美国。
你们应该了解这一需要，因为这是你们的子孙杰斐逊在深思之后所宣布的：“有人以假装尊敬的眼光来看待宪法，认为它像（装有《摩西十诫》的）盟约之柜一样神圣不可亵渎。他们赋予往昔的人超人的智慧，认为他们的作为是不可动摇的……当然我并不主张不断修改法律和宪法……但是我也知道，法律和制度必须与人类的心灵并肩前进……一旦出现新发明，揭露新真理，心态和舆论就要与时俱进，制度必须同时进步，跟上时代的脚步。”
这番见解最应该感谢杰斐逊先生，他协助创立了长久以来造福我们的制度，现在这个制度必须被取而代之。
阿尔文·托夫勒
于华盛顿
这是一封存在于想象中的信。相信在许多国家，有机会的话，一定会有人表达出同样的想法，因为今日许多政府的落伍情形并不是我一个人独有的秘密，也不是美国独有的病症。
然而，事实是在旧日废墟上建立新的文明必须由许多国家同时设计出更合适的新经济制度。这是一个必须执行的痛苦计划，如此惊心动魄的规模可能要花费数十年才能完工。
我们可能要经历一场漫长的战争，才能彻底修正甚至淘汰美国国会、英国下议院和上议院、法国众议院、德国联邦议会、瑞典和丹麦议会，以及许多国家庞大的行政部门和附属的文官、宪法和法院制度，总之，是代议政府中许多不合适、行不通的组织。
这一政治冲突不会仅仅止于国家层面。几十年后，从联合国到市议会的整个“全球法律机器”都必然会面临不可抗拒的重组呼声。
这些组织都必须彻底改变，并不是因为它们秉性邪恶，也不是因为它们被某一阶层或集团控制着，而是因为它们渐渐不起作用了，不再能够适应一个变动世界的需求。
这项工作会牵连许多人，如果大幅修正遭到激烈的反抗，可能会演变成流血暴动。手段和平与否需视许多因素而定：目前的领导阶层弹性如何，经济崩溃是否会加快变化的速度，是否会引起外来的威胁和军事干预。风险显然很高。
然而，不修正制度的风险更高，我们越早着手就越安全。
要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要进行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我们必须抛弃第二次浪潮时代的陈腔滥调，重新考虑以3个主要原则为基础的政治生命。
事实上，这可能就是明日第三次浪潮政府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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