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不一致

第二次浪潮制造出一个划一的社会，第三次浪潮则趋向多样化，把整个社会制度推向一个更多变、更复杂的境界。这个革命程序就像进化过程中的生物变异一样，有助于了解今日备受瞩目的政治现象——意见不一致。

在工业世界中，我们到处都可以听到政界人士慨叹人们失去“国家目标”，缺乏昔日的“战斗精神”，不再以“国家统一”为念，同时政党中突然分裂出许多强势的小团体。最近在华盛顿经常听到的一个字眼就是“单一事件团体”，这是指新近崛起的数千个政治组织，其目标往往针对一个它们认为最严重的问题：堕胎、管制枪械、同性恋者权利、黑白学童混合校车、核能等。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不论是全国民意还是地方观点都存在分歧，政界人士和政府官员都无法对其了如指掌。

流动住宅的所有人联合起来反对县内土地重划，农夫争取输电线路，退休人士一致反对课征学校税。妇女运动者、西班牙语民族、平地采矿者、反平地采矿者、单亲家庭成员、反卖淫的教徒都有自己的组织。一份中西部的杂志甚至报道有一个组织叫作“同性恋纳粹”——这对异性恋纳粹和同性恋解放运动两者而言，无疑都是件很尴尬的事。

同一时期，全国性的大组织很难维系其向心力。一个义务工作组织的成员在会议上说：“地方上的教堂不再服从全国性的领导了。”一位劳工专家指出，除了美国劳工总会单一的政治力量外，分支工会也逐渐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自行发起运动。

不仅选民扰乱了两党政治，而且党派本身的新陈代谢也逐渐加快，形成了一股活力充沛、难以理解的潮流。一位政府官员说：“在加拿大，我们现在假设新义工组织的寿命为6~8个月，团体的数目比以前多，寿命比以前短。”在这种情况下，速度和变化交互作用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政体。

这些进展把我们对于政治结合、同盟、联合阵线的观念全部打入冷宫。在第二次浪潮社会里，一个政治领导者可以集合半打主要团体——就像罗斯福在1932年的作为一样，这些团体的合作关系曾持续很多年。

今天我们必须把成百上千个新生的小团体集合在一起，而这一结合本身的寿命也很短。这个新的结合可能会维持到选出一个领袖为止，然后在选举当天就解散，留下一个光杆司令。

政治寿命的多样化反映出我们曾讨论过的各种趋势——科技、生产、传播和文化，更进一步破坏了政界人士做决策的能力。他们一向习惯于玩弄少数组织清晰、严明的选民，现在却突然发现自己被困住了。

无数任意组成的新选民从四面八方涌来，要求政界人士立即注意到他们狭隘、陌生的切身需要。

特殊的需要穿过每一道空隙，经过每一个邮袋、每一位邮差，越过门楣，挤进门缝，如潮水般涌入立法机构和官僚组织。这些堆积如山的需要不给人丝毫思索的时间。同时，由于社会的变化步调加速，迟做决定可能比根本不做决定还糟糕，每个人都要求立刻做决定。结果，国会忙得不得了，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N. Y. 米内塔（N. Y. Mineta）说：“那些家伙匆匆来去，没有时间有条理地好好思考。”

虽然各国的情况不同，但相同的是第三次浪潮为落伍的第二次浪潮组织带来的革命性挑战——第二次浪潮机构速度太慢，跟不上变化的步调，组织太划一，无力应对社会和政治的多样化。这些机构当初是为了一个比较缓慢、比较简单的社会而设计的，现在已经陷入绝境了。我们也无法以调整法规的方式来应对这一挑战，因为遭到挑战的是第二次浪潮政治理论最基本的假设——代议政治的观念。

多样化的出现意味着，虽然我们的政治制度在理论上建立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基础上，但即使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恐怕也很难得到大多数人一致同意的决定。这种意见不一致现象表明，越来越多的政府是少数人的政府，建立在变动不居的结合上。

这些不露面的大多数人瞧不起标准的民主辞令，他们敦促我们去探讨在速度和变化的汇流下，是否有任何选民可以“被人代表”。在一个划一的工业社会，人的个性和需要相当统一，意见一致是一个可以达成的目标，而在一个多样化的社会里，我们不仅缺乏全国性的目标，而且缺乏区域性、州际性、地方性的目标。不论在法国、日本还是瑞典，变化多端的选民都使得被选出的“代表”不能名正言顺地代表一种意见。他们不能代表一般人的意见，理由很简单，因为根本没有一致认可的意见。

那么，“代议民主”的观念该怎么处置呢？

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攻击民主（我们将会讨论到第三次浪潮如何开启通往更丰富、更广阔的民主之路），但是揭开了一个不可逃避的事实：第二次浪潮的机构已经落伍，就连这些机构所依据的假设也已经过时了。

工业时代的政治制度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无力处理国际性的问题，无力应对息息相关的问题，无力满足快速增长的需要，无力配合多样化的环境，这个超载、超龄的政治制度即将在我们眼前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