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蚁的教训

普里果金博士和他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及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工作小组，直接攻击第二次浪潮的假设。他们证明，化学和其他结构通过必然与偶然的混合，可以跃入一个更高阶段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普里果金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普里果金出生于莫斯科，幼年时迁居比利时，年轻时即对时间问题深感兴趣，他对两种相冲突的观念深感困惑：一种观点是物理学家对熵的信念——宇宙的运转正逐渐变慢，所有有组织的形态最后必然会衰退；另一种观点是生物学认为，生命本身就是组织，我们一直在不停地迈向更高阶、更复杂的组织。熵是一个方向，进化又是另一个方向。

这促使普里果金去探讨高等组织形态如何出现，他致力化学和物理学研究多年，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疑问。

普里果金指出，在任何复杂系统内，从液体分子、脑神经元到都市交通，构成系统的部分永远在进行小规模的改变，不断变迁。系统内部因变化而振动。

有时，消极反馈占上风，这些变化遭到剔除或压抑，系统重获均衡。当积极反馈作用时，有些变化可能大幅膨胀，威胁到整个系统的均衡。外来变化可能在这时出现，加强振动效果，使整体的均衡被破坏，原先的结构被完全摧毁。

不论是内部的变化还是外来的力量，抑或是两者并发，旧均衡状态的崩溃往往不是产生紊乱或破灭，而是在较高层次产生一个全新的结构。这个新结构可能比旧的变异更大，内部交互作用更多，也更为复杂，需要更多的能量、质量（和信息及其他资源）来维持其存在。此系统主要是物理和化学的反应，不过偶尔也可以应用于社会现象，普里果金把这种比较复杂的新系统称为“分散结构”。

也可以这样认为，进化是通过更高层次新分散结构的出现，趋向更复杂、更多变的生物和社会组织。因此，普里果金指出，他的观念除了纯粹的科学意义外，还有政治和哲学意义。他的一篇演讲题为“紊乱中的秩序”，我们引申为“变动中的秩序”。

这种方式的进化不可能用机械模式预先安排。在量子论出现之前，许多第二次浪潮的思想家仍然相信，偶然在变化过程中根本无足轻重。

一个作用的开始条件就已经决定了结果。在原子物理学方面，人们已经普遍相信偶然会决定变化。近年来，许多科学家已经开始融合这两个极端，如生物学家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社会学家沃尔特·巴克利（Walter Buckley）、认识论专家丸山孙郎。

普里果金不但融合了偶然和必然，而且明确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他相信，一个结构跃入一个新的复杂阶段之时，在原则上和实际中都无法预测它会选择哪一种形态。一旦路径决定了，新结构产生了，决定论将再度成为主宰。（这也可用来观察由第二次浪潮文明跃入第三次浪潮文明。）

普里果金还提到一个精彩的例子，白蚁表面上无结构的活动创造出结构严密的蚁巢。它们在地面上随意爬行，到处拾取小片的“黏性物质”，拾来的东西随机运送。可是因为物质中含有一种化学成分，使其他白蚁纷纷为之吸引。

就这样，各处搜集来的黏性物质逐渐叠积成柱状或块状。如果这些叠积物彼此互相隔离，工作就此停止。如果这些叠积物碰巧很接近，则会形成一道拱门，作为蚁巢复杂结构的基础，随机活动亦因而转变成非常严密的非随机结构。我们看到了普里果金所谓的“自然形成的紧密结构”——紊乱中的秩序。

这一现象动摇了旧的因果理论。普里果金说：“今天看来，严格的因果法则只适用于有限的情况，即极为理想的情况，几乎等于变化的同义词，注重复杂化的科学则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

我们不再被锁在一个步调机械的封闭宇宙中，而是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非常有韧性的系统，正如普里果金所说：“不稳定随时可能把我们带入某一新的结构，我们真的拥有一个‘开放的宇宙’。”

一旦我们超越了第二次浪潮的因果思维方式，开始思索相互影响、促成或压抑改变、系统崩溃和突发的革命性跃迁、分散结构和偶然与必然的混合——总之，只要摘下第二次浪潮的眼罩，我们就会看见一个全新的文明，即第三次浪潮文明。

这个自变化出发而日趋多样的新文明希望能整合自然、进化的新视野，孕育更丰富的时间观、空间观，融合分类主义和整体主义，并加入新的因果理论。

工业时代一度完美地解释了宇宙和其中个体配合的方法，直到现在这一理论仍然十分有效。可是它已经不再被视为到处通用的真理。用明日的眼光来看，第二次浪潮的意识形态将被视为狭隘、自满的观念。

第二次浪潮思想系统的没落使许多人拼命抓住任何一块浮木，从得克萨斯的道教到瑞典的神秘主义，从菲律宾的信心治疗法到威尔士的巫术。他们不为新世界建立一个合适的新文明，只希望输入适用于其他时代的旧观念，重寻生活在截然不同的背景下的老祖先的狂热信仰。

工业时代心理的崩溃，漠视科技、社会、政治的新面目，处处促使人们懒惰地找寻旧日的答案，形成前仆后继、瞬间破灭的假智慧之流。

灵魂的拍卖场上夹杂着沮丧的嘲讽和宗教的虚伪，然而一个积极的新文明正在其中生根，这是一个配合我们的时代和处境的文明。新的整合见解开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