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第二次浪潮对自然和进化的观念都有所改变，那么第二次浪潮对进步的看法也会受到人们严苛的重估。工业时代充斥着一种轻松的乐观主义，把每一项科学突破和“进步的新产品”都视为人类迈向完美的必然进展。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第三次浪潮开始冲击第二次浪潮文明以来，受害最深的莫过于这种乐天的信念。
20世纪50年代的披头士、60年代的嬉皮士使怜悯人类际遇的悲观主义泛成文化基调。这些运动的结果是使悲观主义陷入绝望的深渊。
不久，悲观主义就成为一种时尚。好莱坞电影撤下20世纪三四十年代颌骨突硬的英雄，换上了五六十年代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反英雄——无因叛徒、个性杀手、迷人的大麻推销员、愤怒的飞车党、强硬迟钝（却热情）的无赖。生命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游戏。在许多第二次浪潮国家，小说、戏剧、艺术中也都出现了坟墓般的绝望气息。20世纪50年代初，加缪已经定下了日后无数小说家追随的主题。一位英国评论家的结论是：“人类不免犯错，政治理论无绝对性，机械进步乃海市蜃楼。”连一度满是乌托邦式探险的科幻小说也变得尖酸刻薄，以模仿赫胥黎和奥威尔为傲。
科技不再被视为进步的动力，反而开始破坏人类自由和自然环境。
对许多环境学家而言，“进步”变成一个肮脏的字眼。大量的典籍涌入书店，如《沉沦的社会》（The Stalled Society）、《即将来临的黑暗时代》（The Coming Dark Age）、《论进步的可怕》（In Danger of Progress）、《进步之死》（The Death of Progress）。
第二次浪潮蹒跚迈入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中预言工业世界大祸临头，为这个年代立下了墓志铭。1973年石油禁运使变故、失业、通货膨胀日趋恶化，悲观主义气焰更盛，人类必然进步的观念已遭到摒弃。基辛格用施彭格勒的语气讲述了西方的没落，令许多人毛骨悚然。
这种绝望的心理是否正确，需要由每位读者自己去决定。然而，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在第二次浪潮文明接近尾声之际，工业社会的另一个支柱——单向进步的观念已失去了部分拥护者。
今天，全世界已经迅速认识到，进步不能再用科技或者物质标准来衡量，一个在道德、美术、政治、环境各方面均呈现退化情形的社会，并不是进步的社会，不论人们多么富有、科技多么领先。总之，我们心中对进步的定义比以前更为宽泛，进步不再是机械化的成就，也不再是物质的衡量标准。
同时，我们也不再认为社会定会朝着单一的轨道移动，每个社会都会自动由一个文化站转往下一站，而一站比一站“进步”。其实，路上有很多分支线，不只是一个路基而已，社会可以在各方面获得广泛的进展。
我们把进步想成一棵树的成长，有许多枝丫伸向未来，人类文化丰富多样的程度才是衡量的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朝多样化的世界迈进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与生物进化朝变异和复杂发展乃是同一趋势。
不论未来的进展如何，人类文化都再也不可能重回第二次浪潮时代天真、单纯、乐观的进步主义了。
过去数十年，人们被迫重新探讨自然、进化和进步的观念。然而，这些观念是建立在一些更为基本的观念，即我们对时间、空间、事务、因果所做出的假设上的。第三次浪潮打破了这些维系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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