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浪潮的经济

由为他人生产转向为自己生产，是否与工作道德水准的下降有关？

工业社会辛勤工作的风气普遍受到漠视。西方国家的管理人员暗自埋怨这种“英国病”，他们担心现在不医治，将来必定会进一步恶化，他们说：“只有日本人还肯努力工作。”不过，我听到日本的大企业管理者说，他们的工人也染上了同样的病症，他们说：“只有韩国人还肯努力工作。”

然而，在上班时不肯努力工作的人，往往是在下班后很卖力工作的人。他们铺浴室的地砖、编织地毯、为选举活动贡献时间和心力、参加自助会议、缝制衣服、在园子里种蔬菜、写短篇小说、翻修阁楼上的卧室。以往使B部分得以扩张的动力，现在是不是已经转入了A部分——产消合一？

第二次浪潮所带来的不仅仅是蒸汽机和机械织布机，还有个性上的重要改变。今天，在由第一次浪潮迈入第二次浪潮的社会，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转变，比如韩国仍然不惜牺牲A部分，努力扩张B部分。

相反，成熟的第二次浪潮社会受到第三次浪潮的影响，生产转向A部分，消费者加入生产行列，此时产生了另一种个性。我们日后会讨论这种有趣的改变，现在我们只要记住产消合一制度的兴起极可能影响到个性结构。

然而，产消合一带来的改变中最具爆炸性的莫过于经济。经济学家除了在B部分摩拳擦掌外，还要给予社会一个新的整体主义经济观念，分析A部分的行为，研究如何使两者互相配合。

在第三次浪潮开始重新调整世界经济之际，经济学因无法解释所发生的状况而备受攻击。包括计算机模式和矩阵在内的各种复杂工具似乎都无法告诉我们经济制度到底如何运作。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传统的经济思想，不论是西方学派还是马克思主义，都已经和迅速变迁的现实世界脱节了。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有越来越多的重大改变发生在B部分之外，也就是在整个交易活动之外。为了使经济和现实衔接起来，第三次浪潮的经济学家必须研究出新的模式、方法和指标来记录A部分的活动，而且在产消合一的制度下，他们必须重新衡量许多基本的假设。

一旦我们认清B部分可测生产（和生产力）与A部分不可见经济的不可测生产（和生产力）之间紧密的关系，我们就被迫重新对这些关系做出解释。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维克托·富克斯（Victor Fuchs）就发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服务业的崛起使传统衡量生产力的方式显得落伍。富克斯说：“消费者的知识、经验、诚实和动机影响到服务业的生产力。”

不过，在这番话中，消费者的“生产力”仍然仅限于B部分，被视为交易性的生产。至今仍没有人意识到A部分也有实质的生产，为自用而生产的货物和服务亦是实质的产出，可以取代B部分的货物和服务。传统的生产数据，尤其是GNP越来越没有意义，除非我们能将A部分的活动也包括在内。

产消合一者的崛起也令成本的观念更为明晰。一旦我们认识到A部分产消合一者的行为可以提高或者降低B部分企业和政府机构的成本，我们对于这一问题就有了更新的认识。

例如，酗酒、怠工、精神分裂、心理失常都会增加B部分“做生意的成本”。（美国企业界每年为酗酒者付出的生产成本约为200亿美元。在波兰和苏联，这种情形更普遍，付出的生产成本必定更为惊人。）自己动手可以减轻这类劳工问题，从而降低经营成本。产消合一的效率因而影响到生产的效率。

还有一些微妙的因素也会影响企业界的生产成本。工人的知识程度与智商有多高？他们是不是都能说同一种语言？他们有时间观念吗？他们在心理上能否愉快地胜任工作？他们在家庭中学到的社交技巧对工作能力有利还是有弊？这些个性因素、心态、价值观、技巧和动机都是B部分所必需的，且均需仰仗A部分。产消合一者的兴起使消费者和生产工作重新结合，也促使我们更密切关注两者之间的关系。

这一改变将会迫使我们重新考虑效率的定义。今天，经济学家比较生产同一货物或服务的各种方法，以决定效率。他们很少比较B部分的生产效率和A部分自产自用的效率。然而，正有几百万个不懂得经济理论的人将这两者做比较。他们发现，一旦收入达到某一水准，产消合一就可能更赚钱，在经济上、心理上都使人觉得更为理想。

经济学家和企业界人士也从未系统地研究B部分效率对A部分的不良影响。比如，一家公司要求其管理层人员经常调动，以致因压力而生的疾病、破碎的家庭和酗酒事件的增加。我们会发现，在传统的B部分看来，无效率的事情如果从整个经济状况着眼而不只局限于一部分，那么这些事情可能非常合乎效率原则。

严格来说，“效率”不应只是暂时的效果，还应包括持续的效果，而且应包括经济的两个部分，而不仅是单一部分。

那么“收入”“福利”“贫穷”“失业”这些观念呢？如果一个人有一半的时间介入市场，另一半时间在市场活动之外，那么哪一种有形或者无形产品算是他的收入呢？如果大部分人都接纳产消合一的制度，那么收入数字在这种社会里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这种制度下，你怎么定义福利？享受福利的人应该工作吗？这些工作必然属于B部分吗？享受福利的人应该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