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以前文提到的那些心灰意冷的父母作为例子。第二次浪潮文明把人们每天的生活节奏和机器的运转步调相统一，睡觉、起床、工作、游戏全有一定的规律。生活在这种文明下的父母当然认为，工作必须符合节拍，每个人都必须同时到达工作地点，上下班高峰期拥挤的交通乃是不可避免的，人们的用餐时间必须准时，孩子从小就要养成时间观念和守时的习惯。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子女不在乎约定的时间，为什么以前令人很满意的朝九晚五的工作（或其他时间固定的工作），现在在他们孩子的眼中却变得不可忍受。
原因在于第三次浪潮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时间观念。如果说第二次浪潮把生活的节奏绑在机器上，那么第三次浪潮就是要向这种机械化的时间发起挑战，改变基本的社会节奏，同时把人从机器中解放出来。
一旦我们了解其中缘故，自然就知道20世纪70年代企业界传播最快的观念就是“弹性工作时间”：允许工人在规定的限度内，选择自己的工作时间。实施弹性工作时间的公司不指望每名员工都同时到达工厂或办公室，不过公司仍会规定一个大家都应该同时出勤的固定时间，其他时间则可以由员工自己弹性分配。每一个员工都可以选择自己的弹性工作时间。
这就是说习惯早起的人可以选择在早上8点上班，而习惯晚起的人可以在10点或10点半才开始工作。也就是说，员工可以放下工作去料理家务、买东西、送孩子看医生。一些喜欢打保龄球的工人可以调整工作时间，相约在清晨或傍晚一起去打球。总之，时间本身也变得多样化了。
弹性工作时间运动是在1965年由一位德国经济学家克里斯特尔·克梅雷尔（Christel Kämmerer）倡导的，她认为这种方法可以使更多有孩子的女性进入工作市场。1976年，有“德国波音”之称的MBB公司[1]发现，许多员工焦急地通过交通拥挤的道路后，到达办公室时已经疲惫不堪了。管理当局经过慎重的考虑后，允许2 000名员工不必按规定早上8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让他们自己选择工作时间。在此后的两年内，该公司1.2万名员工全部采纳了弹性工作时间，有些部门甚至不规定员工必须同时出席的固定时间。
1972年，据《欧罗巴》（Europa）杂志报道：“有2 000多家联邦德国公司由于实行了弹性工作制度，已经浑然忘了该国严格的守时观念。”到1977年，有1/4的联邦德国工作者（人数在500万以上）依照弹性时间工作。这一制度为法国、芬兰、丹麦、瑞典、意大利和英国的
2.2万家公司所采用，惠及400万名员工。在瑞士，有15%~20%的企业允许全部或部分员工采用这一新制度。
跨国公司（今日世界文化传播的主力）很快就开始把弹性工作制度由欧洲外销到其他国家。比如，雀巢和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就将弹性工作制度引入其美国分部。1977年，根据斯担利·诺伦（Stanley Nollen）和弗吉尼亚·马丁（Virginia Martin）在美国管理协会所做的报道，全美有13%的公司已经采用弹性工作制度。他们预测，在数年内这一数字将上升至17%，涵盖800多万名工人。实施弹性工作制度的美国公司中，有许多著名的大公司，如斯科特纸业、加利福尼亚银行、通用汽车、百时美制药公司、公平人寿等。
一些比较守旧的商业组织——第二次浪潮的保护者，仍然举棋不定，但是个人均视弹性工作时间为一次解放运动。伦敦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理说：“年轻的已婚妇女听说要实施这一制度真是欣喜若狂。”瑞士一项调查显示，在此制度下工作的员工，有95%持赞成态度。35%的人（男人比女人多）说，他们现在有更多时间陪家人了。
在波士顿一家银行工作的一位黑人母亲本来几乎要被解雇了，因为她虽然是一名好员工，但是经常迟到。她的不良考勤记录使得种族主义者更振振有词地指责黑人员工“不可靠”“懒惰”。然而，一旦开始实施弹性工作制度，她就不再迟到了。据社会学家艾伦·R. 科恩（Allen R.
Cohen）的报道，“她经常迟到，是因为她必须把儿子送到日间托儿所，总是没法准时上班”。
开始实行弹性工作制度后，公司主管的报告显示出生产力提高、缺席率降低及其他改善。当然，任何创见都会存在问题，但是根据美国管理协会的调查，只有2%的公司尝试弹性工作时间后又改回原先的规律工作时间。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一位经理下了一个定论称：“现在再也没有守时这种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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