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直接的影响来自世界经济危机。300年以来，第二次浪潮文明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整体市场。虽然这一市场偶尔也会受到战争、不景气和其他巨大打击，但是每一次挫败之后，世界经济都会重新愈合，而且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协调。
如今，新的危机出现了。这次危机和工业时代以前所有的危机都不一样，不仅涉及金钱，而且危及整个社会的能源基础，还同时带动了通货膨胀和失业。更特殊的是，这次危机直接关系到基本的生态问题和前沿的科技发展，并且把新的信息方式引入生产系统。这次危机并不归资本主义所独有，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国家也在劫难逃。总之，这是整个工业文明的危机。
世界经济波动影响公司的存亡，也把公司内部的管理人员扔进一个陌生的环境。相比之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到20世纪70年代初，企业界所处的环境堪称相当稳定。企业壮大是主要目标，美元到处吃香，货币长期维持稳定。财富不断增加，经济学家对自己预测和控制经济动态的能力信心十足，他们在谈到“调整”一词时，也总是淡然处之。
今天，我们听到的却只是轻蔑的评语。美国前总统卡特曾开玩笑地说，他在自己佐治亚州老家认识一位算命先生，他算得比经济学家还准。曾任财政部部长的布卢门撒尔说：“经济学这一行对于了解现状，不论是事前预测还是事后分析，都几乎要宣告信用破产。”公司的决策者站在经济理论的残骸和战后经济结构的瓦砾上，面对的是不可知的未来。
利率起伏不定，货币动荡不安，中央银行大量吞吐通货以压制起落幅度，然而市场动态却更为偏激。美元和日元“大跳日本传统的歌舞伎表演”，欧洲倾力推销他们的新货币，阿拉伯人疯狂抛售数十亿美元，黄金价格打破以往纪录。
值此之际，科技和通信重建世界市场，国际性生产系统应运而生，新金融制度展开作业。在计算机和卫星发明之前，绝不可能出现的全球性电子金融组织，现在可以立即联络中国香港、马尼拉、新加坡、巴哈马群岛、开曼群岛和纽约。
这一组织包括美国花旗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日本住友、瑞士信贷、阿布扎比国家银行。货币和资金超越了任何单一政府的控制，形成了“无国界货币”，随时都可能在任何人面前剧烈波动。
“无国界货币”中包括欧洲美元——美国以外的美元。1975年，谈到欧洲美元的成长时，我曾经警告说，这一新货币是经济游戏中一张危险的牌，会冲破国界的限制，造成通货膨胀，扭转支付地位，挫伤货币价值。当时约有1 800亿欧洲美元。
到1978年，《商业周刊》惊惶地报道，国际金融制度出现了“不可思议的情况”，原先的1 800亿欧洲美元已经繁殖成价值4 000亿美元的欧洲美元、欧洲马克、欧洲法郎、欧洲基尔德和欧洲日元。银行可以自由发放贷款，无储存现金，同时可以协议利率贷放。目前据估计欧洲货币总数已达1万亿美元。
在第二次浪潮的经济制度下，企业的成长有赖于国内市场、国内货币和国内政府。然而，这种以本国为基础的结构完全无法限制、无法容纳新的国际性电子系统。第二次浪潮的结构已经不再适用了。
事实上，大公司所赖以维持贸易稳定的全球金融系统已有崩溃的危险。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都备受打击。欧洲打算成立一个由欧洲各国自行控制的新组织。一边是“低度开发国家”，另一边是挥舞着石油美元的阿拉伯人，双方都想要成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对抗的组织，以左右明日的金融制度。美元在世界经济组织中已历尽沧桑。
能源和资源的戏剧化短缺与过剩现象，消费者、工人与管理人员态度的激烈转变，迅速转移的贸易不平衡局面，非工业国家的武力扩张政策，都在使形势更为恶化。
这就是今日大企业所生存的环境。企业界人士并不打算弃甲投降，他们仍然奋力争取利润、生产和个人升迁，但是面对不确定的情势、高涨的公众舆论和不怀好意的政治压力，管理人员已经开始质问组织的目标、结构、责任和存在的理由。许多大企业目睹一度稳定的第二次浪潮架构正逐渐瓦解，也亲身体验到企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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