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原因

一个文明必须能解释事情发生的原因——就算它的解释是九分神话、一分解析也罢，否则这一文明就无法有效地运作。人们在推动文明的过程中，必须保证他们的行为能产生结果，也就是说，永恒的疑问必须得到解答。第二次浪潮文明的理论非常有力，似乎可以解释所有的事情。

一块石头投入池塘，涟漪很快向外扩散，这是为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生活在工业文明时代的小孩会说：“因为有人往池塘里扔石头。”

如果让12—13世纪欧洲的读书人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一定会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他们也许会借助亚里士多德找寻物质原因、正式原因、效率原因、最终原因，但是任何原因都不足以全面解释任何事情。

中国古代圣哲可能会谈到阴阳，以及所有现象发生的源头。

第二次浪潮文明在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中找到因果问题的答案。牛顿认为，因果是“加诸物体上使其产生运动的力”。典型的牛顿式因果例证是撞球，两球相撞互相作用。这种变化观完全着眼于可测量、易识别的外在力量，它的影响力非常大，因为它正好能配合线性的空间观和时间观。事实上，牛顿和机械因果论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后普遍为人们所接纳，人们也因而把工业现实观纳入一个神秘的系统。

如果说这个世界包含许多独立的分子——小型撞球，那么所有的因果必定出自这些撞球的互相作用。一个分子或原子撞击另一个，前者是后者移动的“原因”，而后者移动本身是前者动作的“结果”。没有空间上的移动就不会有活动，没有一个原子可以同时出现于两地。

一个复杂、混乱、不可预测、拥挤、神秘、漫无章法的世界突然显得整齐又干净。从人类细胞核内的分子到夜空中最遥远的星辰，所有的现象都被视为运动的物质，一个粒子撞击另一个粒子，迫使它不停地运动。拉普拉斯（Laplace）认为，对无神论者而言，这种观点可以用来解释生命，在生命中，神的假设是无必要的；对信徒而言，神仍有其地位，因为神可以被视为“施力者”，神用球杆击打撞球，然后也许就从游戏场上功成身退了。

这个比喻为工业文明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法国革命的促成者之一、激进派哲学家巴龙·德奥尔巴克（Baron d’ Holbach）声称：“宇宙是所有存在物的大集合，只呈现为物质和运动；我们认为整体只不过是无休无止、不间断的因果持续而已。”

这一切都表现在一个简短又神气的句子中：宇宙是一个组装而成的实体，由碎片拼凑成一个“集合体”。物质只能在运动中被了解——这是就“空间”移动而言的。事物连续出现，顺着“时间”的直线移动。德奥尔巴克认为，人类的感情，如恨、爱、自私，都可以比拟成自然的力量，比如排斥、惯性、牵引力，一个聪明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感情来为政治服务，就像科学可以控制自然界一样。

我们从这种宇宙观及其基本假设中，找到一些最有力的个人、社会和政治行为模式。我们相信，不仅是宇宙和自然，连社会和人群都遵循某种固定、可预测的法则。事实上，第二次浪潮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正是极力证明宇宙的自有法则者。

牛顿似乎发现了天文学的法则，达尔文辨认出社会进化的法则，弗洛伊德揭示了精神的法则。其他人，包括科学家、工程师、社会科学家、心理学家，都在找寻更多不同的法则。

第二次浪潮文明掌握了神秘且有力的因果理论。以往相当复杂的事情现在都可以归纳出简单的公式。这些法则之所以会被人们接受，并不是因为牛顿、马克思等人的主张。这些都是实验的结果，是能够被证明的。我们可以运用这些法则兴建桥梁，把无线电波送入空中，预测生物的变化；我们可以运用这些法则控制经济，组织政治活动，甚至如某些人所期望的那样预见个人最终的行为。

我们只需找出解释这些现象的主要变量。只要我们能够找到适当的“撞球”，从最佳角度去撞击它，一切都会如愿以偿。

新的因果论配合新的时间观、空间观和物质观，把人类从古老的鬼神统治中解放出来。科技取得胜利的成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出现了奇迹。它向独裁统治发起挑战，把心灵从长久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工业现实观也创造了它自己的新桎梏，工业心态轻视那些不可量化的东西。它经常赞美严格的规律，惩罚想象力，使人类沦为过于简单的原生质个体，希冀为任何问题都找出机械化的答案。

工业现实观在道德上也并非如表面一样采取中立态度。第二次浪潮文明强烈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工业时代左翼和右翼的意识形态。第二次浪潮文明和任何文化一样，让人们以扭曲的视野去观察他们自身和宇宙。

这些观念、形象、假设及比喻形成了历史上最有力的文化制度。

最后，工业现实观——工业文明的文化门面，与它所建立的社会完全吻合。它创造了一个充斥着大组织、大城市、集权官僚制度和无孔不入的市场的社会；它密切配合着新能源制度、家庭制度、科技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和价值制度，一起构成了第二次浪潮文明。

随着第三次浪潮的来临，整个文明和制度、技术、文化都在变化的浪潮下日趋分裂。我们生活在无可挽救的工业危机之中。随着工业时代成为历史，新的时代诞生了。

1英尺=0.304 8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