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是创造统一的世界市场这种热忱的代表。他认为，除了工厂外，分工还应该应用在国家层面。他在一篇经典之作中指出，如果英国专门制造纺织品，葡萄牙专门酿酒，两个国家都会获利。每个国家都可以从事最拿手的行业，这种“国际分工”指派不同的生产任务给不同的国家，借此使人人受益。
这种信念成为此后几代人的教条，直到今日仍被遵守，不过它的意义往往被人忽略了。任何经济单位的分工都会造成整合的强烈需求，因而产生负责整合工作的领导阶层。同样，国际分工也需要全球的整合，由此产生了全球领导阶层，即一小批第二次浪潮国家基于现实的目的，轮流控制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
第二次浪潮横扫欧洲之际，创造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之动力促进了世界贸易惊人的增长。1750—1914年，全球贸易额据估计增长了50倍以上，由7亿美元增至将近400亿美元。如果李嘉图所言属实，全球贸易的利益就应该平均惠及各国。事实上，相信专业化会使人人受益乃是基于公平竞争的幻想。
这种信念的前提是有效地应用劳工和资源，交易不会受到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威胁，并且远程交易双方的实力旗鼓相当。总之，理论很完备，但现实并非如此。
事实上，在第二次浪潮的商人与第一次浪潮的人做糖、铜、可可和其他产品等交易时，往往是非常不公平的。谈判桌的一边坐的是对金钱运用自如的欧洲和美国贸易商，他们背后有大公司、全球金融网络、强有力的技术、稳固的国家政府作为支柱；另一边坐的可能是地方领主或部落酋长，他们的人民从来没有接触过货币制度，他们的经济是以小规模的农业或手工业为基础的。谈判桌的一边坐的是积极、冷漠的机械化进步文明的代理人，随时准备用军队和机关枪来证明他们的优越感；另一边坐的是小部落和公国的代表，他们手上只有箭和矛。
地方统治者和中间商往往被西方人收买了，以贿赂和个人利好来交换当地劳工、镇压异己、修订当地法律以对外国人有利。帝国主义者一旦征服一个殖民地，往往就会为本国商人制定优惠的原料价格，设立重重关卡，避免敌对国家的商人抬高价格。
在这种情况下，工业世界能够以低于公平市场的价格取得原料和能源乃在意料之中。
除此之外，价格往往还因对买者有利而被压低，我们称之为“第一价格法则”。第二次浪潮国家所需要的原料对拥有原料的第一次浪潮国家毫无价值可言，非洲农民不需要铬，阿拉伯酋长不需要埋藏在沙漠底下的黑色金子（石油）。
某种货物如果没有交易历史，第一次交易的价格就十分重要。这一价格往往不是依据成本、利润、竞争等经济因素，而是依据相对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得来的。由于没有积极竞争，领主和酋长可以接受任何价格，因为他们认为当地资源毫无价值，同时他们面对的是配有格林机关枪的军队。“第一价格”一旦定在偏低的水平，所有后来的价格就都会随之降低。
一旦原料被运回工业国家，制成产品，最初的低价就被冻结了。每种货物的世界性价格逐渐固定，所有的工业国家都因“第一价格”停留在一个“竞争性”的低水准而获益匪浅。因此，虽然帝国主义者强调自由贸易和自由企业的精神，但是第二次浪潮国家大大得益于所谓的“不完善的竞争”。
撇开华丽的辞藻和李嘉图的高论不谈，扩张贸易的好处并没有被众人共享，而是从第一次浪潮国家倾注到第二次浪潮国家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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