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领导阶层

最后，在较高阶层担任整合工作的是负责投资分配的“超领导阶层”。不论在财政方面还是在企业方面，也不论在五角大楼还是在苏联计划委员会，工业社会中负责主要投资分配的人都设下了限制，而整合者不得不采取行动。一旦拟定了一个大规模的投资决策，不论是在明尼阿波利斯还是在莫斯科，它都限制了未来的选择余地。由于资源稀少，除非成本已经摊提完毕，否则我们不能随便拆毁贝塞麦转炉或捣毁工厂和生产线。因此，一旦资本储存固定了其中的变量，未来的管理者和整合者就受到了束缚。这些不露面的决策者控制了投资的权力，形成所有工业社会的超领导阶层。

结果，在各个第二次浪潮社会里，出现了一个平行的领导阶层。这个潜在的权力阶层在每一次危机和政治动荡后都会再生。姓名、口号、党派、候选人可能会改变，革命可能会来而复去，新面孔可能会出现在红木办公桌之后，但基本的权力结构依然不变。

过去300年里，各个国家的反叛者和改革者企图推倒壁垒，根据社会正义和政治平等原则建立新的社会。这些运动以自由作为承诺，一度激发了数百万人的热情。革命分子不断去撼动当时的政权。

然而，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反叛者在推翻旧政权之后都在自己的旗帜下重新创造了一个相类似的由分支领导阶层、领导阶层和超领导阶层组成的结构。对第二次浪潮文明而言，这一整合结构和权力专家就像工厂、化石燃料、核心家庭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工业制度和它所许诺的民主事实上是相互矛盾的。

工业国家可以通过革命的行动被迫游移于自由市场和中央计划之间，也可以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摆，但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这些国家不能没有强大的整合阶层。

今天，第三次浪潮开始冲击这座管理权力的城堡，这一权力系统出现了第一道裂痕：要求参与管理决策，要求工人、消费者和公民共同制定决策，要求预期的民主。这些呼声传遍了各国。在最先进的国家里出现了一些新的组织方法，即减少等级分化、增加项目小组。权力分散的压力增大，管理者越来越依赖下属提供的资料，领导阶层本身也越来越不持久、不稳定。这些现象都是早期的警报——指出政治制度即将面临动荡。

第三次浪潮已经开始袭击这些工业结构，为社会和政治改革带来惊人的新机会。将来，惊人的新机构将会取代我们落伍、压抑、行不通的整合结构。

在谈到这些可能性之前，我们必须先分析垂死的制度，透视落伍的政治制度，了解它如何配合第二次浪潮文明的结构，如何支持工业社会及其领导阶层，然后我们才会了解为什么这个制度不再适用、不再为人们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