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化

最后，所有工业国家都把集权看作一门艺术。虽然教会及第一次浪潮的统治者都知道如何集中权力，但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并不复杂，和工业社会实行彻底集权的人相比，他们差得太远了。

所有复杂社会都需要集权和分权联合作业。在由各地自行生产所需的分权式第一次浪潮社会经济进入统一的第二次浪潮国家经济后，全新的集权方法产生了。这些方法出现于个别公司、工业和整体经济的各个层面。

早期的铁路行业就是典型的例子。与其他企业相比，铁路公司是当时的“巨人”。1850年，美国只有41家工厂拥有25万美元以上的资本，而纽约中央铁路公司早在1860年就宣称拥有3 000万美元的资本。我们需要以新方法来经营这类庞大的企业。

早期的铁路公司管理人员就像今天的太空计划管理人员一样，必须发明新的技术。他们把技术、票价、行程都予以标准化；他们使几百英里[4]的作业同步化；他们创造了专业化的工种和部门；他们集中资本、能源和人员，极力扩大营运网络的规模。为了达成这些目标，他们以统一资料和指挥为基础，创造出新的组织形态。

员工被分配在“线路”上和“指挥”系统中。每日报告用以提供车辆调度、货运量、赔损、货运失事、机车修理、行驶里程数等资料。这些资料集中于指挥中心，被送达总监手中，由他做决定，再把命令向各线路下达。

正如企业史学家艾尔弗雷德·D. 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所言，铁路很快就成为其他大型组织的模范，而集权化的管理被认为是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最先进、最成熟的工具。

在政治方面，第二次浪潮也鼓励进行集权化。美国早在18世纪80年代末就用比较集权的《美国宪法》取代了《邦联条例》。第一次浪潮的乡村团体反对中央政府的集权作风，但是由汉密尔顿领导的第二次浪潮商业利益集团在《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5]）中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不可或缺的，不仅是出于军事和外交原因，更是为了经济上的增长。

1787年产生的《美国宪法》是一次巧妙的妥协。由于第一次浪潮的势力仍然很强，《美国宪法》为各州而非中央政府保留了很大的权力。

为了避免中央政府过于集权，《美国宪法》中规定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但是其表述留有余地，允许联邦政府大肆扩张其权力。

工业化推动政治体系朝更集权的方向发展，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因而取得了大量的权力和责任，将更多的决策权把持在中央手中。同时，联邦政府的权力由国会和法院转移到三权分立中最集权化的行政机构。尼克松执政时，曾被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他自己也曾强烈主张中央集权化）抨击为“帝王总统”。

在美国以外的国家，政治集权的趋势更强烈。乍看之下，和瑞典、日本、英国和法国相比，美国的制度显得相当分权。《没有马克思，没有耶稣》（Without Marx or Jesus）一书的作者让–弗朗索瓦·雷维尔（Jean-Francois Revel）即指出政府如何应对政治抗议事件：“在法国，一场政治示威遭到禁止，人们根本不用去问禁令来自何处。如果是重要的政治示威，那么禁令必然来自（中央）政府。”雷维尔说：“在美国，如果一场政治示威遭到禁止，每个人都会先问：‘谁下的禁令？’”雷维尔指出，这往往是地方政府的自治决定。

一度分权的经济也逐渐迈向集权，此时出现了一个重大创造，它的名称即已泄露了其目的：中央银行。

1694年，工业时代正蓄势待发，纽科门仍然在笨拙地敲打着蒸汽机，威廉·佩特森（William Paterson）已经成立了英格兰银行——该行成为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类似集权机构的模范。在第二次浪潮阶段，每个国家都必须打造这种控制货币和信用的机器。

佩特森的银行出售政府公债，发行政府支持的货币，后来又开始约束其他银行的贷款作业，最后垄断了今日所有中央银行的主要功能：集中控制货币的发行。1800年，法兰西银行出于同样的目的宣告成立。

1875年，德国国家银行也成立了。

在《美国宪法》通过后不久，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中央银行之争。第二次浪潮政策最精明的推动者汉密尔顿要依照英国模式设立国家银行，仍旧靠农业维生的南方人和西部拓荒者反对他的想法。然而，借着东北部工业集团的协助，汉密尔顿促成立法，成立联邦银行——今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前身。

中央银行由政府控制，调节市场活动的水平和利率，为资本主义经济引入非官方的短期计划。货币流通于第二次浪潮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各条干道。两种政治制度都需要，也都创造出集权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和中央政府携手合作。集权化成为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另一个重要原则。

以上所提到的6个原则是指导所有第二次浪潮国家的通用纲领。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极大化、集权化这6个原则被应用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国家，因为这些原则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分离及市场不断扩张的基础上产生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