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化

第二次浪潮的这些原则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标准化。众所周知，工业社会可以生产出数百万件相同的产品，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一旦市场变得很重要，我们就不仅仅把可口可乐瓶、电灯泡、汽车变速器予以标准化，还把同样的原则应用到许多其他事情上。最早把握住这个重要观念的是西奥多·韦尔（Theodore Vail），他建立起庞大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韦尔在18世纪60年代末担任铁路邮局职员，他注意到没有任何一封信会经由同一路线到达其目的地，邮包来来回回总要花上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才能到达目的地。韦尔首倡标准化路线的观念——所有前往同一地点的信件都经由同一路线递送，这一观念革新了邮局的工作方式。他后来成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每一户美国家庭安装一部一模一样的电话。

韦尔不仅使电话听筒和所有的零件标准化，而且使其公司的作业程序和管理都迈上标准化之路。他在1908年刊登的广告上辩称自己吞并小电话公司的行为是为了“全盘标准化”，可以节约“设备、线路和管道工程及作业方法、法律工作”的经济成本，当然还包括“统一的作业系统和会计系统”。韦尔认识到，要在第二次浪潮的环境中成功，“软件”，即程序和管理工作，要和硬件一样标准化。

韦尔是塑造工业社会的“伟大的标准化专家”。另一位专家是善于革新的机械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他相信可以通过使每个工人的工作步骤标准化，迈上工作科学化之路。20世纪初，泰勒断言每份工作都有其最好（最标准）的执行方法、最好（最标准）的工具和明确（最标准）的完成时间。

他以此哲学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管理大师，与弗洛伊德、马克思、富兰克林等齐名。不仅汲汲于榨取工人最后一点儿生产力的资本家赞扬泰勒主义，效率专家、按件计酬计划、进度制定者应运而生，而且共产主义者也加入热情赞扬泰勒的行列。事实上，列宁鼓励社会主义的生产作业实施泰勒的方法。列宁是工业主义者，也是共产主义者，更是标准化的热情信仰者。

在第二次浪潮社会，雇佣程序和工作逐渐标准化。标准化测验被用来辨别和剔除不合格者，尤其是在行政事务领域。整个行业的待遇水准、福利、午餐时间、休假制度、投诉方式都被予以标准化。为了让年轻人适应就业市场，教育家设计出标准化的课程。比奈[1]和特曼[2]等人设计出标准化的智力测验。学校的评分制度、教学方式和授予学位的规定都是标准化的。选择题测验盛行一时。

同时，大众传播工具散播标准化的影像，让千百万人观看同样的广告，阅读同样的新闻、同样的短篇小说。政府禁止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加上大众传播的影响，使得威尔士语和阿尔萨斯语[3]等方言几乎完全消失。“标准的”英语、法语、俄语取代了“不标准的”语言。外观大致相同的加油站、广告牌、房屋随处可见，国家的各个地区越来越相似。

标准化的原则遍布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更深一层来看，工业文明需要标准化的重量和长度单位。为法国带来工业时代的法国革命，首先淘汰了工业时代以前欧洲盛行的拼凑式测量单位，代之以公制单位和新历。统一的测量标准经由第二次浪潮被带到许多地方。

同时，由于批量生产需要标准化的机器、产品和生产方法，不断扩张的市场需要标准化的货币，甚至标准化的价格。以往货币是由银行、私人和国王发行的。直到19世纪，美国部分地区仍然使用私人铸造的货币，加拿大直到1935年仍然如此。工业化国家逐渐禁用各种非官方货币，以单一标准的货币取而代之。

甚至到19世纪，工业国家的买卖双方仍然在开罗市场上为每一桩买卖讨价还价。1825年，一位年轻的北爱尔兰移民A. T. 斯图尔特（A. T.

Stewart）在纽约开了一家干货店，他的不议价作风令顾客和竞争者大吃一惊。这种不议价政策——价格标准化，使斯图尔特成为“当代商界之主”，同时为批量销售扫除了主要障碍。

前进中的第二次浪潮思想家力排众议，坚持标准化是合乎效率的，因此第二次浪潮无情地使用标准化原则消灭一切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