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浪潮

变化的浪潮一旦占据了某一社会，未来发展的形态就很容易被辨别出来。作家、艺术家、新闻工作者等发现了“未来的浪潮”。因此在19世纪，欧洲许多思想家、商业领袖、政治家和普罗大众对未来抱有清晰、正确的认识。他们觉察到历史朝着工业主义击败非机械化农业的胜利迈进，而且他们相当准确地预见许多第二次浪潮带来的变化：更强大的科技、更大的城市、快捷的运输方式、大众教育等。

这种清晰的观点产生了直接的政治影响。政治党派和政治活动朝着以下三个方向发展：未工业化的农业团体实行防卫措施，对抗具有破坏性的工业主义，对抗“大企业”“联营的大老板”“坠落的城市”；劳工和管理阶层控制住新兴工业社会的主力；少数民族人士认为他们在工业世界中的地位应有所改善，他们要求获得工作机会、商业地位、都市住宅、较高的薪酬、公共教育等。

工业化的未来观也对人们产生了重要的心理影响。人们不服从，他们会加入激烈甚至流血的冲突。社会景气或不景气都可能会扰乱人们的生活。然而，一般来说，工业化的未来给人以有限的选择权，人们不仅知道他们是谁，而且知道他们可能会变成什么样的人。这种观念使人即便处在极端的社会变动中，也能得到某种程度的稳定和自我意识。

相反，如果社会受到两种或多种变化浪潮的冲击，而且没有一种占有绝对优势，那么未来的形象就十分零碎了，我们也就很难找出变化和冲突的意义。波涛冲击之下形成了狂暴的大海，喧腾着浪潮的旋涡，淹没了更深、更重要的历史浪潮。

在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第二次浪潮与第三次浪潮的冲击造成了社会压力、危险的冲突和奇异的新政治浪潮，各阶层、种族、性别、党派的团体都受到波及。这种冲击使得传统政界人士惴惴不安，很难分辨出彼此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是敌是友。往日的对立和合作关系都崩溃了。工会和雇主抛开对彼此的成见，共同对抗环保主义者。黑人和犹太人曾经联手反对种族歧视，现在却反目成仇。

在许多国家，一向支持收入再分配等“激进”政策的劳工，现在往往在妇女权利、家庭规范、移民、关税、区域主义等问题上维持“保守”的立场。传统的左派往往支持集权、国家主义、反环保论者。

在同一时期，我们看到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杰里·布朗（Jerry Brown）等政界人士在经济方面持“保守”态度，在艺术、性道德、妇女权利、生态保护方面则持“开明”态度。难怪人们感到迷惑，看不懂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

同时，媒体无休无止地报道新发明、淘汰物、奇异事件、谋杀、绑架、太空探索、政府垮台、突击行动、丑闻，所有的事情似乎都互不相关。

政治上明显的不一致现象也反映在人格分裂上。心理医生、宗教大师大发横财，人们在互不买账的治疗团体间徘徊不定，从起初的尖声大叫到失去控制。人们陷入教派或病态的否定论调，相信现实是荒谬、疯狂、无意义的。在某种广泛的意义上，生命可能确实是荒谬的，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今天的事件中没有秩序存在。事实上，只要我们试着从消逝的第二次浪潮中去辨认第三次浪潮的变化，就可以看清潜在的秩序。

了解这些冲击的浪潮所产生的冲突后，我们不仅对未来有了比较清楚的概念，而且能透视我们周围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同时也认识到个人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每个人不论多么渺小，都是历史中的一员。

这些变化浪潮所造成的浪涛反映于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性观念和个人道德等各方面，也显现于生活方式和选举活动。因为不论我们是否明白，在个人生活和政治活动上，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都要么是尽力维护垂死秩序的第二次浪潮的人士，要么是建立崭新明日的第三次浪潮的人士，或者是困惑、矛盾的这两种人的混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