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状况

早期墨西哥移民所从事的户外体力劳动——比如在农场或铁路上工作——现已大多转为城市职业。到1960年，只有16%的墨西哥男子在西南部地区从事农业劳动，这个比例与从事手工业的人数相当，但低于“操作工人”所占23%的比例。只有5%是机关工作人员，专业人员为4%，皆低于黑人或白人的比例。墨西哥人的失业率几乎是全美平均数的两倍。在西南部，他们的家庭平均收入是非西班牙裔白人家庭的65%。

上述这些数据掩盖了许多重要的内部差别。在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墨西哥人的收入占非西班牙裔白人收入的59%，在加州的圣迭戈为84%。底特律市区的墨西哥人的收入，是得克萨斯州拉雷多或布朗斯维尔两市墨西哥人收入的两倍多。这些差别有时实际上只反映各地区经济本身的差别，与墨西哥人并无多大的联系。例如洛杉矶和圣安东尼奥是两个拥有墨西哥人口最多的城市。这两个城市具有不同的经济发展史，为其广大居民提供的就业状况和收入结构是不一样的。定居在离开西南部很遥远地方的城市里的美籍墨西哥人，往往是从流动劳力大军中远走高飞的人——这批人可谓非等闲之辈，他们收入高是因地制宜的眼光，而不是由地区本身造成的。

过去几年来，美籍墨西哥人的收入，不仅从绝对数字来看，而且相对于美国总体收入水平，都已有所提高。1949年西南部地区的美籍墨西哥人的个人收入，只是非西班牙裔白人的57%，到1959年已上升到62%。在1969年，西南部地区25～64岁的墨西哥男子的工资，是同龄组非西班牙裔白人工资的66%。到1971年，他们挣得的工资已达到美国平均数的73%。

要在工资收入方面作出真正有意义的比较，是很困难的，因为美籍墨西哥人比其他美国人平均年轻10岁，而且除其他差别之外，仅就他们所受的教育来看，在质量和数量上水准都很低。1971年，25岁和25岁以上的墨西哥男子的收入，比美国受过8年以下教育的人的平均工资要高，而相当于那些中学肄业或毕业人士收入的90%。这一档未上过大学的人，包括大部分（90%以上）美籍墨西哥人，他们的收入接近具有同等学力的其他美国人，但是仍可观的族际收入差距反映出受教育程度的不同。1950年，美国西南部的墨西哥人平均只读过5年书，而同一地区非西班牙裔白人则读过11年书（黑人为8年）。到1960年，美籍墨西哥人受教育平均为7年，非西班牙裔白人为12年，黑人则为9年。尽管美籍墨西哥人的教育程度要比黑人或白人提高得快，但在这三者中他们的教育程度还是最低的。

在校学生的成绩是参差不齐的，美籍墨西哥学生当然处于劣势。无论是在单独为墨西哥儿童开办的学校里还是在混合学校里，也不管其父母是体力劳动者还是白领工人或技术人员，美籍墨西哥少年在智商测验和其他标准化测试中所得的成绩都偏低。对墨西哥裔学生实行双重打分标准部分地掩盖了这些差别。实行双重标准，一方面是为了照顾学生们的“感情”，另一方面是为了不让“整个教育体系翻船”。但是，中小学阶段长期成绩不佳，到头来势必影响到那些升入高校的墨西哥青年能选择什么样的大学，以及进入什么样的科系。大多数进入高校的墨西哥青年只能进入次一等的大学。比如在得克萨斯州，考进一流的得州州立大学奥斯汀本部的墨西哥学生，尚不到进入次一等的得州州立大学埃尔帕索分校学生的1/3，尽管得州州立大学奥斯汀本部在校学生的总数要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上过大学的美籍墨西哥人的收入只占具有同等学力的其他美国人收入平均数的77%。而只具备大学以下学力的墨西哥人却能在职业上与其他同等学力的人拼个高低，因为在他们的岗位上，干得好坏时常与所受教育并无多大关系。如果墨西哥人与黑人或白人受到同样质量的教育，那么墨西哥人的收入要比黑人或白人来得高。这也就是说，墨西哥人能充分利用其所受教育来谋取经济上的收益，但问题是他们受的教育太少，迈不开步子。

其他方面的因素也使收入对比复杂化。例如在美籍墨西哥人中，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低于白人或黑人，这就影响了个人和家庭收入的多寡。还有，墨西哥男子的失业率是黑人男子的2倍，是白人男子的3倍。

一个家庭的经济生活水平，不仅取决于它的收入多少，还取决于家中有多少成员需要扶养。美籍墨西哥人的平均收入或按家庭收入初看起来并不低，但若平均到人头，就少得可怜了。比如，墨西哥人1959年的人均收入是西南部非西班牙裔白人的47%，比黑人的平均收入还低。这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收入比黑人高的墨西哥人反而住房更加拥挤，送孩子上大学的机会更少。墨西哥人要养活的人口太多了。墨西哥人家庭平均子女众多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墨西哥妇女参加工作的要比黑人或白人妇女少。美籍墨西哥人的老弱妇孺所占的比例高于黑人或白人。这种情况是由于孩子多造成的，因为年长的美籍墨西哥人所占的比例低于黑人或白人。

经济上的进步对各代不同的墨西哥人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第一代墨西哥裔男子（原出生在墨西哥），其收入明显地要比第二代、第三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