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

南方的白人以及后来的联邦占领军当局官员们最为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害怕刚刚获得自由的奴隶将不会安顿下来并开始干活，而会继续依靠政府发放的救急配给（在遭到战争蹂躏的南方，黑人和白人都有份）以及私人慈善机构的施舍为生，辅之以行窃。地方政府时常在联邦当局的支持下，针对成年黑人强行实施极严厉的制止盲流法，针对黑人孩子实施硬性规定的学徒法，还制定了其他许许多多的法规，严格控制刚刚获得解放的黑人选择工作地点和雇主的自由权。实行这些法律所带来的弊病，有时几乎达到了重新奴役黑人的地步。

多数黑人在获得解放后，依然从事当年身为奴隶时所干的那种工作。及至1890年，仍有半数以上的黑人在务农，另有30%以上的黑人充当家仆。在最南部的几个州从事农业的黑人比例甚至还要高。在那些为数极少的不住在南方的黑人当中，受雇为别人做家务事的占60%以上。黑人充当专业人士是罕见的——仅占黑人工人总数的1%。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工作模式也确实在发生变化。许多结了婚的黑人妇女，现在待在家里照料孩子，而不到田里或白人家里去干活了。这使得南方那些失去了一大批家奴的白人感到惊愕和恼怒，这充分表明白人低估了家庭生活对黑人的重要性。

大多数从事农业的黑人是农业工人，虽然也有相当一部分黑人是租佃农场主。后者以现金或部分谷物完租。刚摆脱奴隶制时，黑人大体上都是一文不名的，所以也就没有必要的现款来支撑自己度过庄稼收割之前的整个生长季节，因而只好依靠向白人老板、土地所有者及店主（三者时常是同一个人）借贷食物用品，以便坚持到庄稼收获期。对某些战后的黑人来说，这就意味着掉进了还不清的债窝里，实际上处于一种债务劳役的状态。此种情形在十分贫困的从事农业的人民当中尽管也属普遍现象，但对黑人来说，问题就变得更为严重，因为他们曾长期生活在奴隶制之下，缺乏妥善安排家计或管理日常生活的经验，并在那种制度下形成了粗心马虎、缺乏远见及依赖白人等不良习惯。奴隶长期来做事粗心大意，不注意节约奴隶主发给他们的食物、柴火、衣服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而且会把主人家庭成员丢弃的一些小件奢侈品拣起来当做宝贝。根据自家的经济状况来决定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取舍，是世界上其他各族人民普遍的常识和习惯，然而美国黑人奴隶在几个世纪当中对这一点却不曾体验过。美国黑人在刚刚摆脱奴隶制初期所形成的那一套习俗、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由于获得了新的经验和不同的视角，也慢慢地发生了变化。但是，他们也和其他种族一样，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立刻适应新的现实，而且多年来，不同的人适应现实的程度是各不相同的。在好几代的时间里，直到20世纪，世代的黑人领袖自己都曾反复抱怨本族一些人浪费挥霍和目光短浅。

在南北战争刚刚结束时，黑人处于贫困境地，这不仅由于他们在学习安排自己的生活方面存在着诸多困难，还因为他们普遍是文盲，从而使白人老板和店主有机可乘，在提前好几个月把衣食和其他物品赊销给黑人时对之进行欺诈。南北战争宣告结束时，刚获得自由的黑人是如此缺乏经验，又是如此地易受欺凌，以致某些白人竟能对他们封锁《解放奴隶宣言》，继续把他们当做奴隶使用。

不管老板和店主的这些诈骗行径是何等可恶，这些人后来还是发现自己遭到了黑人工人和顾客的唾弃。正如一位黑人在1866年所言：“他们可能会骗走贫苦黑人一年的劳动成果，但不管他们怎么搞，黑人却获得了一年的经验……”尽管黑人不会读书写字，也不会算账，但遇有亲友在别处混得不错时，他们能分辨出这与白人老板的态度有关。白人也就在黑人当中获得了或好或坏的声誉。白人于是很快意识到，从长久的利益出发，好声誉是他们一项必须加以维护的重大资本。由于商店鳞次栉比，许多土地所有者又急需劳力，所以即使是一个字不识的人，也有机会作出自己的选择。黑人有了流动性，白人土地所有者也只好走出家门，骑着马，四处招收黑人工人。

在南北战争后的几十年里，黑人品行的不断变化反映在他们与白人经济关系的不断变化当中。作为工人，黑人在奴隶制度之下没能养成多少个人责任感。当初在奴隶当中，缺乏主动性，劳动时偷闲躲懒，半途而废，动辄旷工，糟蹋农具和设备等，都属普遍现象，而且并没有随着解放的到来而一下子消失。南北战争刚结束时，白人曾试图在劳动管理方式上下工夫，来对付黑人的不良习惯，有的白人当时甚至主张继续保留其对黑人劳工和佃农的体罚权。但是，由于白人土地所有者为寻找劳工和佃农而在相互之间形成经济上的竞争压力，也因为黑人对体罚不甘示弱，竭力进行反击，所以这一主张很快就被废除了。也曾尝试过由白人充当监工头，让黑人集体干活的办法，一如在当初奴隶制时那样，但是黑人只要有机会，一定挑选其他形式的劳动制度。到1880年，集体干活的制度就寿终正寝了。

黑人佃农的工作，起初曾由白人农场主加以严密的督导，甚至被置于向其贷款的店主的监视之下。但是随着黑人逐步获得更多的管理自己农场的经验，他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