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发现

要做的只是侵入细胞，以实现复制。所以，尽管它们可以在无生命的物体表面存活数小时、数天、数周，有时甚至长达数月，但是置于试管中时，它们仅仅是惰性化学品。“只有在活细胞内，［病毒的］潜力才会释放出来。”瑞典病毒学家斯文·加德在1954年颁发诺贝尔奖时说。在本书的故事中，斯文·加德也扮演了一个角色。

但是，该怎么研究人病毒呢？科学家们有时依靠的是人的英雄主义精神。着名的美国军医沃尔特·里德招募志愿者，让他们被最近吸过黄热病患者血的蚊子叮咬，证明了黄热病是由蚊子携带的一种病毒引起的。里德的同事杰西·拉齐尔就是在1900年那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实验中感染身故的。

有时病毒学家能够使用活体动物来研究人类疾病。例如，在1932年流感爆发期间，一个英国研究团队注意到，实验室里饲养的用来做其他研究的雪貂在打喷嚏。它们从患病的科学家那里感染了人流感。（后来，科学家又从雪貂那里感染了流感。）从那时起，该团队就用移液管往雪貂的鼻子上滴感染者的喉漱液。待流感症状最严重时，他们处死雪貂，研究雪貂的组织。但是，观察病毒对动物造成的损害——而非观察病毒本身——难以令人满意。不过，病毒十分微小，用当时水平的光学显微镜看不见。而且，许多人病毒并不会感染其他动物。

有少数几次，科学家成功地在实验室的培养皿里培养了人病毒。他们使用的是一种在当时人们理解甚少的方法，组织培养。组织培养如今更常见的叫法是细胞培养，也就是在实验室中在动植物体外培养细胞。（这种方法将在本书中扮演重要角色。）罗斯·哈里森，当时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工作的一位聪明、努力的生物学家，于1907年成功在实验室里培养了蛙胚脑组织，人们认为他首创了组织培养技术。他使用蛙淋巴腺液培养蛙脑细胞，那些细胞存活了数周。

随后三十年，病毒学家使用培养组织，如浸泡在血清（血液除去血细胞、血小板和纤维蛋白原的部分）中的切碎的新鲜鸡肾，艰辛地培养了几种病毒。但是，他们的成功只是零星的，并没有持续性。病毒很快就会在培养皿里死亡。在那几十年里，使用培养组织取得的实际成就只有一项：纽约市洛克菲勒研究所出生于南非的病毒学家马克斯·泰勒，在1930年代通过在切碎的鸡胚里培养人黄热病毒，削弱了病毒的毒性，进而研发出至今仍在使用的黄热病疫苗。

这项成就是病毒研究中的一个例外，与相应的细菌研究中取得的进步形成鲜明对比。到了20世纪中叶，白喉、肺结核和百日咳之类曾经常见的致命细菌性疾病，都已经被相应的疫苗和抗生素击退。这些神奇的新药抗击了细菌，但是对病毒无效。病毒占用宿主细胞自身机制的方式很特殊，所以更难在没有副作用的情况下抗击病毒。直到1960年代，科学家才开始研发第一批抗病毒药物。因此，当海弗利克在宾大的一间细菌实验室里惊讶地观察着那些彩虹状的条纹时，麻疹、风疹和肝炎之类的病毒性疾病仍然难以对付，危险且致命，其中最明显和恐怖的就是脊髓灰质炎。

1948年，海弗利克退役回到宾大，而就在那年，对于寻找病毒的科学家来说，一项发现改变了一切。那年春天，谦逊的中年科学家约翰·恩德斯在波士顿儿童医院的一间小实验室里辛劳工作着。他出身于新英格兰一个富有的银行家家庭，喜欢T.S.艾略特的诗歌，爱穿粗花呢旧夹克，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飞行教官，驾驶过摇摇晃晃的双翼飞机。他做过房产经纪人，以失败告终，后来才对生物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哈佛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恩德斯已经和比他年轻、出身于医生家庭的儿科医生托马斯·韦勒合作了十来年，尝试改进组织培养技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韦勒加入了美国陆军医疗部队，他们的合作便因此中断。后来，另一位寻找病毒的科学家弗雷德里克·罗宾斯加入了他们。罗宾斯是一位传染病医生，曾经在北非和意大利服役，获得过美军的青铜星章。这个三人组合将会打开病毒学世界的大门，让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培养皿中使用许多组织培养出大量的病毒。在使用他们的技术后，病毒不再像之前那样死在培养皿中，而是会持续增殖，供科学研究和疫苗制备使用。

除了特别辛劳和顽强的工作，促成恩德斯团队成功的还有三方面的研究成果。首先，培养组织的研究人员逐渐懂得如何改良维持培养皿中细胞生命的营养液。其次，波士顿的这三位科学家很好地利用了十五年前发明的试管旋转系统。这个系统就像摩天轮，可以缓慢地转动平放的、装着细胞的试管，每小时转动8至10次。这让细胞先浸洗在营养液里，再暴露在空气中，尝试模拟人体内的环境，即不断以血液给细胞输送氧气，并移除细胞废弃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到1940年代，恩德斯可以利用一种新工具——抗生素。他开始虔诚地将抗生素应用在试管里培养的细胞上。他当时希望——结果也如他所愿——抗生素能够消灭污染性的细菌，同时又不影响病毒生长。

1948年3月的一天，恩德斯向两位年轻的搭档提出了一个看似即兴的建议。脊髓灰质炎病毒一直很难在培养皿中培养，只有一种例外情况：在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