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话的回忆：可得性因素

描述的实验中，一个痕迹可能十分良好，足以产生回忆——它们也许都很良好，以至于足以产生再认——但是却不可得，或者不可能像其他痕迹那样可得。第一种论点被已经提及的事实所证明，也就是说，在相继的期间，回忆并不始终产生同样的笑话。出现在第一天的笑话不可能出现在第二天，但是却可能在第三天或第四天出现，与此相反的是，在后来的场合里得到复述的笑话可能不会在第一天得到复述[7] 。第二种论点由事实加以证明，这与蔡加尼克观察到的一个事实相一致，也就是说，在实际的回忆中，不完整的笑话倾向于在完整的笑话之前出现。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被试报告说，他所以能回忆出一个完整的笑话仅仅是由于一个先前回忆出来的不完整的笑话（“一则关于狗的不完整笑话使她对是否有其他动物的笑话感到纳闷，等等”）。由此可见，某些组的回忆优于其他组的回忆这一情况证明，它们的痕迹是更加可得的。如果我们把普通的完整的笑话作为标准，则自我完成的、未完成的和特定图解的笑话留下了具有不断增张的更大可得性的痕迹。正如哈罗尔在一次详尽的讨论中所表明的那样，在这三种类型中，一个共同的因素是，与平常的例子相比较，笑话的结构，也即一种使笑话的各个部分保持充分清晰的结构，得到增强，这种清晰度需要力量，从而使较好回忆了的笑话痕迹比其他痕迹处于更大的应力之下。

不过，这种解释必然蕴涵着这样的结论，也就是说，一种痕迹的衰弱涉及可得性的丧失。衰弱意味着结构的丧失，而应力则是可得性依靠的因素之一。在第十一章结束时我们曾讨论过这样的问题：与乱七八糟的痕迹相比，高度组织了的痕迹具有更高的生存价值。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生存价值和可得性之间的密切关系。

嵌入

哈罗尔的另外两个实验处理了痕迹的可得性问题。在第一个实验中，变量是在需要的痕迹和其他痕迹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联结；在第二个实验中，变量是清晰的痕迹系统的一种组织。两者将简要地被描述。在第一个实验中，对于被试未能完成不完整笑话的答案被包含在两种不同的书面材料中，被试在接触到笑话之前或之后阅读了这些书面材料。一种材料是联结的散文，另一种材料虽然是一些有意义的句子，但却完全没有联结。共有32名被试参加实验，其中一半人读了联结的散文，另一半人则读了结构松散的句子。只有在一种情形里，联结的散文才有助于找到答案（而且这种情况只发生在条件十分有利的时候，譬如说，在被试接触笑话之前先让他们阅读材料，并且告诉他们“也许这个材料有助于你参加下一个实验”）。可是，另一方面，结构松散的句子则在16种情形里提供了问题的解决办法，在这16种情形里，只有6种情形发生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于是，我们便可看到：一种有力地“嵌入”（embedded）痕迹系统的痕迹，比起松散地嵌入痕迹系统的痕迹，对于新过程来说更不可得。这些实验同时证实了被试的态度对痕迹可得性的影响。我们看到，无联结的句子被证明大大地优于前者，而且越是这样，对被试的指令越意味着非笑话的材料包含着所需的解决办法。但是，态度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会使我们的其他结论变得无效。由于态度的缘故，即便观察者被引向阅读材料的痕迹系统，可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较大的痕迹系统的特定部分的参与也是由痕迹和过程的内在特性所决定的。

过程和痕迹之间的关系

在第二个实验中，有54名被试参加，实验手段稍有变化。向被试朗读12对谚语，然后立即对他们进行回忆测试，方法是配对联想，譬如说，实验者读配对谚语的第一部分，被试接着写下第二部分。这12对谚语被分成三个相等的组：

（1）一个对子中的两个谚语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关联：中性（indifferent，用字母I字母）。

（2）一个对子中的两个部分在意义上相似，尽管在内容上不相似［例子：in for a penny, in for a pound（一不做，二不休）——as well be killed for a sheep as a lamp（一不做，二不休）］：相似（similar，用S表示）。

（3）一个对子中的第二部分的含义与第一部分的含义相反（例子：“眼不见，心不想”——“眼不见，心更爱”）：相反（opposite，用字母O表示）。

表38提供了使用三种不同系列的谚语的实验结果。

表 38

（摘自哈罗尔，p. 105, n＝32）

在相似组和相反组之间没有重要差别，但是两者都优于中性组。中性组一直处于劣势，但是，如果该组的谚语向被试宣读两遍，甚至三遍，而其余两组的谚语仍旧像以前一样，向被试宣读一遍，在这种情况下，中性组的劣势程度在减少；同理，如果中性组的谚语对被试来说比较熟悉，而相似组和相反组的谚语则比较罕见，中性组的劣势程度也会减小。我在表39中提供了这三组的绝对数。

表 39

（摘自哈罗尔，p. 106）

这些清楚的结果证实了我们在前面提出的再现理论。在这些实验中，过程和先前痕迹之间的交流得到保证；在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