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降低了疤痕的发生率。但是，这种技术仍然不可能完全移除身体上的疤痕，而且病患心理上的伤痕（包括对导致这些伤疤的可能的创伤性情境的记忆）通常还会继续存在。
重要的是，患者与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对任何生物医学治疗目的和潜在结果的理解也许有冲突。外科医生和其他卫生保健专业人员认为“更好”意味着伤疤或斑点的面积缩小或减少或凸起，患者却可能认为“更好”就是指治愈或伤疤完全消除。当患者对治疗的期望和理解同医师的观念不一致时，斯托利对患者的潜在失望做了一个生动的个人解释：
从技术上讲，外科医生做的工作已经很完美了，我可以通过鼻孔呼吸了。但是，我对美容效果仍有点儿失望——我有了一个鼻梁，但我的鼻子仍然是平的。我认为，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应找出原因并推荐一系列的手术来解决它。之后，我很快认识到我的假设是幼稚的。如果我想让鼻子更好看，就不得不让外科医生为我做进一步的手术。（Lansdown等，1997）
处理患者对结果的期望已成为这一领域健康专家的主要挑战，健康心理医生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
在采取更全面的治疗取向时，医生会意识到确定心理问题的必要性，并且提供适当的医疗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除提高心理幸福感外，德罗普金建议应该用直接的医疗和经济优惠帮助患者调节因治疗导致的外貌改变的消极心理，否则就会导致患者对治疗依赖的减少，从而增加疾病的发生率（Dropkin，1999）。同样，许多手术结果依赖于对治疗体制的持续坚持。例如，做过唇腭裂手术的儿童被要求在术后佩戴畸齿矫正牙套，烧伤病人为了提高伤疤的美容效果需要穿抗压衣。无可见差异个体对治疗不是很依赖，因为他们认为治疗对外貌会造成影响，如开的处方药物会引起体重增加。
总之，尽管在治疗上取得了巨大进展，我们清楚这种进展只是基于生物医学模式的治疗，不能充分满足患者的需要。确实，对有可见差异门诊病人的研究发现，在临床情境下他们的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Rumsey等，2004；Rumsey，2003b），而且，卫生保健人员也认识到这些担忧没有得到解决。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也反映了这一领域中其他方面存在的问题（Price，1990），包括缺乏时间、培训、资源、专门技术、知识、信心以及对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指导。好消息是干预和改变所需的诸如专门技术和培训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并且健康心理学者在这一领域也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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