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生理机能在不确定时代的变化

点。我们很多人恰恰认为自己其实别无选择——在工作压力、健康问题、科技的高速变革或新闻报道的毒害面前，我们总是显得那么无能为力，因此才会有这种两全其美的期望。然而，我们尚有可能改变自己与这些事物的关系，以一种更加强大的姿态将它们联系起来。我们如果最后想让自己感受到能动性，就需要明确自己的意图，不断练习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自我意识和加强自我调节的技能，同时要在我们如何优先处理生活的不同问题上做出慎重选择。

我不是临床医师，也不是神经科学家。说到底，我带来的是自己的生活经历，即我在生活中承受的压力和创伤、我的康复过程以及我在为成千上万的其他人进行疗愈时形成的观察和见解。在不同场合教授MMFT期间，我曾与各行各业的人有过合作，他们经历过种种压力与创伤。因此，除了我自己的经历，我也会将他们的一些故事编入本书。为保护他们的隐私，我特意改动了他们的名字和故事的细节。

虽然本书并非回忆录，但它的内容确实来自我自己的压力、创伤和康复经历。这里的重点是那些压力和创伤性事件的影响及我在运用本书技巧之后，最终开始全面康复时发生的深刻变化。本书中的任何内容都是我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也都是我通过自己的身心所体会到的。

1970年，我出生于一个美国军人家庭，是家中的长女。自独立战争以来，斯坦利家族的每一代都有人在美国陆军服役，甚至曾有家庭成员同时出现在美国内战的双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期间，我的祖父两度作为步兵士官在亚洲参与作战，在此期间他还曾在德国加入战后占领军。我的父亲当了30年装甲骑兵军官，曾参加过近两年的越南战争。我是斯坦利家族第一个服军役的女性，接下来参军的还有一个妹妹。作为冷战时期的一名军中小鬼[2]，我在上大学之前搬过10次家，曾在海外生活了多年，还上过德国的学校。我成长于一个充满酒精、时而有暴力相伴的家庭。我也是幼年时期性虐待、跟踪、欺凌和强奸的幸存者，这些事件大多发生在我上大学之前，侵犯者是陌生人或我在直系亲属之外认识的人。

参军后，我曾在韩国和德国担任美国陆军海外军事情报员，并两次被派往巴尔干半岛。也许是冷战后接踵而至的部队裁编所致，我从未在军中从事过与我的实际军衔相称的工作。我总要填补更高职位的空缺，这个职位通常比我高出两级，这种经验上的差距相当有挑战性。例如，在晋升为少尉之后，我曾经在少校的位置上工作过几个月。除了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和培训活动带来的慢性压力之外，我在服役期间还经历了性骚扰，并在举报之后遭遇了打击报复。那次报复最终导致我辞去自己的工作。在随后为此展开的长达两年的调查中，尽管还在读研，我却因为涉案人员的军衔而被依法任命为国防部检举人。最后，我被免除了一切针对我的不实指控，而相关人员也被依法追究责任。

所有这些压力和创伤都去了哪里？它们主要留存在我的身体里，在那里我可以对它们分门别类，忽视它们、否认它们，推翻这么多身心上的冲击与背叛带来的累积效应。我转而全身心地埋头苦干，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例如：担任学生会主席，作为我所在高中（我就读的第四所高中）的优秀毕业生代表致辞；取得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学府的学位；在乔治敦大学获得终身教职，从事我所在领域内全国最负盛名的项目之一。如此看来，就像我们社会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我是相当强韧的，因为我能够忍受如此巨大的压力并坚持工作。然而，在这种强迫性的努力中，我无法放慢脚步，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选择正在无情地削弱我的韧劲。咬咬牙，向着巨大的成就和成功继续前进……直到这么做不再奏效。

多年来，在我压制着那些冲击与背叛带来的累积效应的同时，我的身体承受着这种否定性的重担［这也是慢性压力与创伤未得到恢复的常见效应，名为躯体化（somatization）[3]］。从20岁出头到30多岁，我患上了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鼻窦感染，出现了哮喘、咳血、失眠和偏头痛等症状。在波斯尼亚，我还曾有过一场濒临死亡的体验，当时我的呼吸已经完全停止，原因在于我没有治疗自己的肺炎，并且在和士兵们一同清理废墟时让自己暴露在了水泥粉尘之中。我的身体在2004年达到了崩溃顶峰，当时我的视神经炎三度发作，视力急剧下降，随后经历了3周彻底失明的痛苦时光。（实际上我患的是莱姆病[4]，但我并没有得到有效治疗，最后在2012年才得到诊断，病因是我在服役期间被蜱虫咬了一口。）尽管这其中的一些问题最初可能与压力并无关联，但它们来自与压力有关的两个根源：系统性炎症和免疫功能受损。此外，对压力和创伤压抑得越久，我付出的代价也越大，它最终导致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抑郁症，进而使我的身体状况变得愈加复杂。

写到这里，我想指出这样一种人类典型的比较心理：将自己的经验与他人的成功经验和挑战相比较。实际上，我在讲授心理健康的过程中常会遇到这样的主题，那就是人们对照他人比较自己的生活压力和事件的频率有多高，而在这么做的同时，人们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