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生理机能在不确定时代的变化

2002年夏天，为了赶在最后期限之前完成博士论文，我马不停蹄地工作着。我在哈佛大学的导师已经确定了我的答辩日期，答辩顺利通过并取得学位后，从9月起，我就可以获得光鲜的研究员职位了。一切似乎都在按部就班地向着我学术生涯的成功开端前进。好吧，除了那件我没有告诉学术委员会的小事：我那包括10章和附录的学位论文还有7个部分尚未完成。

为了完成论文，我最终不得不在6月中旬辞去全职工作。8月的一个清晨，在强迫自己连续数日每天奋笔疾书16个小时之后，我端着咖啡杯走进书房，打开电脑。我打开自己的文稿，将前一天深夜完成的部分重读了一遍，接着开始写作。

第一句还没写完，我就呕吐起来，吐得键盘上到处都是。

我急忙拿纸巾清理自己的烂摊子，但很快就发现我的部分呕吐物牢牢地卡在了一些按键的缝隙之中。空格键的情况尤其糟糕，无论怎么擦都无济于事。

我去刷了牙，洗干净沾满呕吐物的胳膊，然后找出鞋子和钱包。我出门将键盘扔进垃圾桶，然后钻进车里。我驾车来到一家购物中心，把车停好。当时是清晨7:50。办公用品超市史泰博（Staples）8:00开门，我是第一个进店的顾客。

买好新键盘，回到家中的电脑前，我终于在早晨8:30之前敲下了第一个句子。

咬咬牙，继续前进——其实并不明智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没有得胃病，也没有食物中毒。实际上，多年来我常常犯恶心，而且没什么食欲。

这就是我在2002年前后的生活状态：日程排得过满，时间安排过于严格，一切都井然有序。这一切都是为了逼迫自己去实现目标。为了保持强健的体魄，我沉迷于高强度的锻炼。我在工作时总是很愉快，然而在家我却经历着剧烈的情绪波动甚至号啕大哭。我满脑子都是没完没了的待办事项和“如果做不完会怎样”的糟糕后果。一方面，我的身体一直处于高度警觉和紧张的状态中，向外营造着一种自信的气场；另一方面，我却在内心为悬而未决的事情紧锣密鼓地做着准备。我有严重的幽闭恐惧症，对人群、交通、巨大的噪声和明亮的光线十分敏感。因为失眠和噩梦，我很少能睡个好觉。

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那天早上我的身体传递给我的信息是巧妙的、戏剧性的，而且相当准确：当时我真的厌倦了这个项目，我迫切需要休息。

然而，那时我并没有时间这么想。我还有一篇论文要写，而且我快没时间了。

因此我无视了身体发出的这种极端信号，继续埋头写作。

我在最后期限之前提交了论文文稿，成功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如期在秋季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员生涯。

我也是一个焦虑的工作狂。

那么我是怎么出现这种状况的？为什么我会在写博士论文时吐在键盘上？为什么那天早上我的身体向我发出了如此剧烈的信号？为什么我的默认反应（大部分情况下是无意识的）却是忽略和无视它，然后继续前进？

从很多方面来看，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过去15年来激励我工作的动力。这也许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我是一名教授国际安全的政治学家。2002年，我对这起“键盘事件”的理解是这样的：我的身体发起了一场运动，以此来对抗我的大脑对行动和成功的渴望。当然，这种解释自然会带来这样一种解决方案，那就是抵制这场运动。换句话说，我只要埋头深挖，就能进入意志力和决心的深井，坚持到底。否则，我在精神上就是软弱和懒惰的，不是吗？

几十年来，我一直以为自己能以这种方式去忽略和无视身体与情绪是一件好事，这种能力是力量、自律和决心的标志。从某个角度来看，它的确如此。但正如我将在本书中阐释的那样，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理所当然的策略实际上正在破坏我的表现与健康。

当然，这种情况并非我一人所有。这样的体验十分常见，很多人称之为“咬咬牙，继续前进”或“坚持到底”。当代美国文化，尤其是勇士文化，普遍推崇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都曾听说过那些克服极端逆境的人，或那些在挑战和挫折中坚持不懈并最终取得成功的人，我们甚至会羡慕他们。正如我很快就要讲到的那样，我们现代社会的许多便利设施几乎完全是为了满足我们对“咬咬牙，继续前进”的嗜好而设定的。然而，尽管这种在压力源作用之下坚持到底的自决意志值得赞许——这在某些生死攸关的紧急情况下是决定存亡的关键因素，但长此以往，以这样的方式对待生命将会带来不良的后果。

在生活中，我习惯了咬咬牙，继续前进，这么做不仅让我能够如期地完成论文，还让我做到了其他一些事情。例如：在跟腱严重受伤后的恢复期内，我依然在体能要求极高的军事资格课程中取得了排名前5%的成绩；以不到4小时的时间跑完全程马拉松（而且还是在冰雨之中！），而此前7天，我曾意外地被锤子一端的“利爪”戳伤了右脚跟，伤口足有2厘米深；1995年《代顿和平协定》（Dayton Peace Accords）[1]签署之后，在随美国陆军部队被派往波斯尼亚之前，我在每周工作120小时的情况下学习了一门新的外语，并且达到了基本熟练的水平。

然而，与此同时，多年来我都过着一种尴尬的双重生活：表面上我是成功的（就像我们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