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但也是人类整体心理生活的一部分。心理治疗师甚至还要能够承认一点，即自我之所以生病，正是因为它与整体的联系被切断了，失去了与人类以及精神的联系。就像弗洛伊德在《自我与伊底》（The Ego and the Id）中所说的，自我确实是“恐惧之地”，但只有它不回到“父亲”和“母亲”[2]那里时才会如此。弗洛伊德在尼哥底母（Nicodemus）的问题上遭遇了挫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能再次进入母亲的子宫，然后重新出生吗？”见微知着，我们可以说，历史在这里重现了，因为如今这个问题再一次成了现代心理学争论的焦点。
几千年来，入会仪式一直教导人们的是如何获得精神上的重生；但奇怪的是，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忘记了神圣生殖（divine procreation）的意义。当然，这不能证明精神生活的强大；然而，这种误解所导致的惩罚是沉重的，因为它简直就是一种神经质的衰退、极度的痛苦、萎缩和贫乏。把精神拒之门外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一旦我们这样做，生活就会变得淡而无味——生活也就失去了它的滋味。幸运的是，古代入会仪式的核心教义是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这一事实证明，精神的力量常在常新。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不时会出现这样一些人，他们理解上帝是我们的父亲这一事实所具有的意义。因此，肉体与精神的平衡并没有在世界上消失。
弗洛伊德与我之间的比较，可以追溯至我们的基本假设存在的本质区别。假设是不可回避的，既然如此，如果我们佯装自己没有做任何假设，那就错了。这就是我要探讨根本问题的原因所在，以这些基本问题作为出发点，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弗洛伊德的观点与我的观点之间的多种细微区别。
[1] 比较文章“On Psychical Energy” in Contributions to Analytical Psychology,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Co.，London, 1928。
[2] “父亲”和“母亲”，也就是精神和自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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