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他人为自己做的。正是这种极度强烈的失望刺激表明，希望得到回报的预期事实上确实在起作用。有时候，他们会在心里记着一本账，在这本账上，他们记下了自己为他人所作的不同寻常的牺牲(这些牺牲事实上毫无用处，如为他人而彻夜不眠等)，但却最小化，甚至忽视他人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因此，他们完全歪曲了情境，以至于他们感觉自己有权利要求获得特殊的关注。这种态度又会对神经症患者自身产生影响，因为他可能会极度害怕欠别人的情。由于他本能地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所以他害怕如果他接受了他人的恩惠，他人就会利用他。
这种诉诸公正的方式，也可以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即神经症患者只要有机会，就会愿意为他人做事。他会指出，如果他处在他人的位置上，他将会如何仁爱或者如何为他人作出自我牺牲。而且他觉得自己的要求是合理的，因为事实上他对别人的要求并不比他自己所做的多。事实上，神经症患者的这种合理化的心理，比他自己所认识到的要错综复杂一些。他对于自身特质的这一描述，主要是他无意识地将他要求他人做的事情放在了自己的头上。不过，这并不完全是一种欺骗，因为他确实具有一些自我牺牲的倾向，而这些倾向来源于他缺乏自我肯定，来源于他常以失败者自居，来源于他希望他人对自己就像他自己对他人那般纵容的冲动。
在诉诸公正这种方式中可能存在的敌意，在要求为一种所谓的伤害作出赔偿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其格言是：“你使我遭受痛苦，或者你伤害了我，因此，你有义务帮助我、照顾我，或者支持我。”这一策略类似于创伤性神经症患者所采用的策略。我个人没有关于创伤性神经症患者的经验，不过我猜想那些创伤性神经症患者或许并不属于这一范畴，并且以伤害作为基础，去要求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倾向于去要求的那些东西。
我将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位神经症患者是如何通过唤起他人的内疚感或责任感，来使自己的需要看起来正当合理的。一位妻子因为丈夫对她不忠而生病。她没有对他表示任何指责，甚至没有有意识地感到他应该受到指责，但是她的生病却含蓄地表达了一种活生生的指责，目的在于使她的丈夫产生内疚感，并且心甘情愿地将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她的身上。
还有一个属于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她是一位女性，表现出强迫症状和歇斯底里的症状，有时候，她会坚持要帮助姐妹们做一些家务活。一两天之后，她就会无意识地因为她们居然接受了她的帮助这一事实而感到非常怨恨，并且随着症状的加重，她不得不躺倒在床，结果迫使她的姐妹们不仅要自己料理家务，还要承担更多的照顾她的工作。同样，她的健康状况的受损也表明了一种谴责，并使得他人为此作出赔偿。这个人还有一次在她的一个姐妹批评她时当场昏倒，以此来表示她的怨恨，并迫使她们给她以同情。
我的一位患者，在她接受精神分析后的一段时期内，病情变得越来越严重，甚至产生了一种幻想，认为精神分析师除了要夺走她的一切财产之外，还要使她精神崩溃，因此，她认为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有义务照顾她的全部生活。在每一种医疗过程中，这种反应都很常见，并且常常伴随着对医生的公开威胁。在病情较轻的病患中，以下这种情形是十分常见的：当精神分析师休假时，患者的病情会明显加重；而且他明确或含蓄地断定，他病情的恶化乃是精神分析师的过错，因此他有特殊的权利要求获得分析师的关注。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这个例子转换成日常生活中的经验。
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愿意付出痛苦的代价——甚至是巨大的痛苦——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表达对他人的谴责，并提出要求，而自己却意识不到这一点，从而能够保持自己的公正感。
当一个人使用威胁这种方式来作为获得爱的策略时，他可能威胁伤害他自己或者伤害他人。他将会做出某种极端的行为来进行威胁，如败坏自己或他人的声誉，或者对自己或他人做出暴力行为。以自杀相威胁，甚至以自杀企图相威胁，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我有一位患者曾用这种威胁手段相继获得了两任丈夫。当第一个男人暗示准备要退却时，她跑到城市最拥挤、最显眼的地方去跳河；而当第二个男人似乎不太愿意结婚时，她在确信别人能够发现的时候打开了煤气。她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表明，没有这个男人，她就活不下去。
由于神经症患者希望通过威胁这种方式来获得他人对其需求的默许，因此只要他有希望达成这个目的，他就不会将这种威胁付诸实施。如果他没有了这种希望，他就会在绝望和报复的压力之下实施这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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