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焦虑与敌意

在讨论恐惧与焦虑之间的区别时，我们作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焦虑是一种从本质上包含主观因素的恐惧。那么，这种主观因素的性质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先来描述一下一个人在感到焦虑时所经历的体验吧。他有时候会感到一种强大的、无法逃避的危险，对这种危险，他本人感到彻底的无助。不管焦虑的表现形式是什么，不管是一种对于癌症的疑病性恐惧、对暴风雨的恐惧、恐高，还是任何与之相似的恐惧，这两种因素，即强大无比的危险以及对这种危险的无力抵抗，都始终存在。有时候，他可能觉得，那种让他感到无助的危险力量来自外部——暴风雨、癌症、事故等；有时候，他感觉这种对他产生威胁的危险来自他自身无法控制的冲动——害怕自己会忍不住从高处往下跳，或者害怕自己会忍不住拿刀子杀死某人；而有时候，这种危险则是完全模糊不清、不可捉摸的，就像是焦虑发作时经常发生的那样。

但是，这些感觉本身并不是焦虑所特有的特征。在任何涉及一种事实性的强大危险，以及一种事实性的对该危险的无助感这样的情境中，这些感觉都可能是完全一样的。我可以想象得到，处于地震之中的人们，或者一个正在遭受残忍折磨的不到两岁的婴儿的主观体验，与一个由于暴风雨而产生焦虑的人的主观体验，并没有任何不同之处。在恐惧的情况下，危险是真实存在的，那种对于危险的无助感也由现实所决定；而在焦虑的情况下，危险是由内心因素所激发或夸大的，那种对危险的无助感也是由个人自身的态度所决定的。

因此，那个关于焦虑中的主观因素的问题，就被还原为了一种更为具体的探究：究竟是哪些心理条件导致了这种迫近的强大危险感，以及一种对于该危险的无助态度？这无论如何都是心理学家必须提出来的问题。身体内的化学条件也可以导致这种情感以及焦虑的生理伴生现象，但是就像化学条件能够让人欢欣鼓舞或沉睡这一事实一样，它们都根本不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

就像在处理其他问题时那样，在处理这个关于焦虑的问题时，弗洛伊德也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是通过他最为重要的发现而做到这一点的，即焦虑中所涉及的主观因素在于我们自身的本能驱力；换句话说，焦虑所预期的危险，以及对该危险所产生的无助感，都是由我们自身冲动的爆炸性力量所引起的。在这一章的末尾，我将更为详细地讨论弗洛伊德的观点，同时我还将指出在哪些方面我的结论与他的不同。

一般来说，任何冲动都有激发焦虑的潜在力量，只要对这种冲动的发现或执着意味着对其他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利益或需要的侵犯，只要这种冲动是非常迫切或充满激情的，情况都会如此。在有着明确且严厉的性禁忌的时代，例如维多利亚时代，屈服于性冲动往往意味着招来实际的危险。例如，一个未婚少女，如果屈服于性冲动，就必须面对良心谴责和社会耻辱的现实危险；而那些屈服于手淫欲望的人，则必须面对阉割的威胁、致命身体伤害或心理疾病的警告这样的现实危险。在今天，对于一些反常的性冲动，如暴露癖和恋童癖等，这一点也是同样适用的。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正常的”性冲动而言，我们的态度是非常宽容的，以至于可以在内心承认这些性冲动，或者将其付诸实践，其间所涉及的严重危险通常比以往要小得多；因此，在这个方面，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可以为之担心的实际理由。

关于性的文化态度的改变，可能要为这一事实负较大的责任，即根据我的经验，这些性冲动本身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是隐藏在焦虑背后的动力。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有些夸张，因为毫无疑问，从表面上看，焦虑确实是与性欲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经常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现与性交相关的焦虑，或者由于焦虑的结果而在这方面有种种抑制。然而，进一步的分析却表明，焦虑的基础通常并不在于性冲动本身，而在于与性冲动相伴随的敌意冲动，例如，通过性行为来伤害或侮辱对方的冲动。

事实上，正是这各种各样的敌意冲动，构成了神经性焦虑所由产生的主要来源。我担心这种新的说法，听起来又会显得好像是仅仅适用于某些案例的不太合理的概括。但是，这些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敌意与它所产生的焦虑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联系)并不是我这种说法的唯一基础。众所周知，强烈的敌意冲动可以成为焦虑的直接原因，如果对于这种冲动的追求意味着是对自我目的的挫败的话。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许多诸如此类的情况。F先生与玛丽姑娘一起徒步爬山。F先生对玛丽姑娘心仪已久，但是，由于那种莫名其妙发作的醋意，他突然对她有一种强烈的恼怒。在与她一起走在一条陡峭的山路上时，他突然产生了一种严重的焦虑，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有一种想要把玛丽姑娘推下山崖的冲动。像此种焦虑的结构，与源自性的焦虑中所体现出来的结构完全相同：这是一种强迫性冲动，如果屈服于这种冲动，对自我而言就意味着是一次灾难。

然而，在绝大多数人身上，敌意与神经性焦虑之间直接的因果联系一点都不明显。因此，为了阐明我为什么要宣称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中，敌意冲动乃是导致焦虑的主要心理因素，现在，有必要详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