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革命原则的新近发展

等的原则却在肆无忌惮地疯长。在20世纪法国所发生的一切政治变革中，平等原则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它的发展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我们的法律、行为模式以及风俗习惯都必须以平等为基础，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平等原则构成了大革命的真正遗产。对平等的渴求——不仅是法律面前的平等，还包括地位和财产的平等——正是民主的最新产物，也就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枢轴。这种渴求尽管与一切生物学和经济学的法则相背离，但它仍然非常强烈，以致在社会各个方面散布开来。一度中断的情感与理性之争，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过，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是情感而非理性。

三、知识分子的民主与大众民主

到现在为止，一切发生巨变的思想观念都遵循两条规律：一条是，这些思想的演变非常缓慢；另一条是，它们的意义将随着接受其精神状态的不同而发生彻底的变化。

一种学说就好像是一个生物体，它只有进化以适应环境，才能得以存活：对那些瞬息万变的事物，着作是不可能做出及时回应的，所以，它们所代表的事物发展的阶段只能属于过去。着作无法反映活生生的现实，而只能反映那些死寂的东西：一种学说的书面陈述常常代表了该学说中最没有生气的部分。

我在另一本着作中已经作过探讨，制度、艺术以及语言这些要素在由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传播的过程中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我还探讨了这些变化所遵循的规律与书本中所描述的真理是如何不同。我现在提起这个问题仅仅是为了说明，在讨论民主思想时，为什么我们很少会把注意力放在反映这一学说的文本上，以及为什么我们只关注隐藏在民主思想背后的心理因素和这些心理因素在接受了民主思想的各式人中激起的反应。

首先，我们来对大众的民主考察一下。我们得知，书本或期刊上的民主思想仅仅是来源于文人的抽象理论，民众对它们完全不了解，而且，这种理论的实现不会给民众带来任何东西。尽管从理论上说，工人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竞争，冲破他们与上层阶级之间的网罗，从而进入上流社会，但是，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建立一种选择机制，就是知识分子民主的唯一目标，以便从他们当中挑选精英，充当领导阶级。如果选择是真实的，那么，这种民主本无可争议，它恰好证明了拿破仑的那句格言：“统治的真正方法就是雇用精英，但必须在民主的形式下进行。”

不幸的是，知识分子民主只能导致一小撮专制寡头的神圣权力代替国王的神圣权力，它的狭隘与暴虐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由之花并不会因此而绽放。

大众民主决不会以选举统治者为目标，平等精神和改变工人命运的渴望已经完全支配了它，因此，大众民主不接受博爱的观念，也没有太多的热情显示在自由方面。除非是在独裁制度下，否则政府是不可能实现大众民主的。因此，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大革命以来的所有专制，政府都受到了普遍热烈的欢迎；而在今天，工人阶级的公会也是按照独裁的方式运作的。

情况一直如此，而且这也正是从柏拉图时代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大思想家从来就没有谁拥护过大众民主的原因。埃米尔·法盖对这一事实极为震惊，他指出：“几乎所有的19世纪思想家都不是民主主义者。当我写《十九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一书时，这令我十分沮丧。我找不到什么人曾经是民主主义者，尽管我挖空心思想要找到这么一位，以便我能介绍他所阐述的民主学说。”

当然，他也可以找到大量的民主主义的职业政治家，但是，这些职业政治家同时也是思想家的凤毛麟角。

四、天赋不平等与民主平等

当今时代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便是民主平等与天赋不平等之间的调和问题。我们知道民主渴望的是什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自然（Nature）是如何回应这些要求的。

从古代希腊英雄时代一直到当代，民主思想曾多次激荡全球，但它却总是与天赋不平等发生冲突。一些观察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由教育造成的。

事实上，自然并不知道什么是平等，它从不均匀地赋予人们以天才、美貌、健康、活力、智力以及所有那些使一部分人比其他人优越的能力。

这些差异并不是理论所能改变的，因此，民主学说将只能停留在字面上，除非遗传的法则可以让人类在能力上实现整齐划一。

自然不但不知道如何促进平等，而且，自创世以来，它始终借助连续的差异，也就是说，借助逐渐的不平等，从而实现进步。恰恰是这些不平等才使得早期地质时代那些低微的细胞进化为高等生物，这些高等生物的出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

同一种现象也发生在社会当中。那种从平民阶级（popularclasses）中挑选优秀分子的民主形式，最终将导致知识贵族的产生，这一结果与那些抽象的理论家的梦想是相矛盾的，他们的梦想在于将社会中的精英分子贬低到一般人的水平。

自然的法则虽然与平等理论矛盾，却为现代社会的进步提供了机会。科学和工业要求越来越多地考虑知识的作用，由此而产生的精神上的不平等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必然会进一步扩大。

因此这样一个显着的现象摆在我们眼前：法律与制度试图拉近个人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