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革命暴行的实例

一、革命暴行的心理动机

我们在前文已经说过，革命理论构成了一种新的宗教信仰。

作为人道主义者，革命者常常感情用事，他们鼓吹自由和博爱，但是同许多宗教一样，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学说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反差。实际上，没有什么自由被容忍，博爱也很快被狂热的屠杀所替代。

原则与行为之背离源于一切信仰的不宽容，一种宗教或许充满了人道主义和自制精神，但它的信徒总是想通过武力强加于人，于是，暴力就产生了。

所以，大革命的暴行是一种新教义在传播过程中与生俱来的结果。宗教裁判所、法国宗教战争、圣巴托洛缪之夜大屠杀、《南特赦令》的废止、龙骑兵对新教教徒的迫害以及对詹森教派教徒的迫害等，和大恐怖都同属于一个家族，其心理根源是一样的。

路易十四其实并不是一个残酷的暴君，但是，他在信仰的驱使下，先是射杀了一大批新教教徒，又放逐了一些人，最后将几十万名新教教徒驱逐出法国。

一切信徒所采取的迫害手段不是源于他们对异教徒的恐惧，路易十四时代的新教教徒和詹森派教徒毫无危险可言。不宽容首先源于心灵上的义愤，它深信自己掌握着真理，对于那些否认这些真理，因而必定不会根据良善的信仰行事的人，怎么能保持宽容呢？当一个人拥有足够的力量剪除谬误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会容忍谬误呢？

这种心态体现在各个时代的信徒身上，后者当然也一样，坚信自己掌握了绝对的真理，这些真理在他们看来是很明显的，并且它们的胜利必然会使人类实现再生。这样，他们对待自己的对手会比法国的教会与国王对待异教徒更宽容吗？

我们不得不承认恐怖是所有信徒都视为必然的一种手段，因为宗教法典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恐怖的基础之上，为了强迫人们遵守、遵行，信徒们试图以威胁恫吓他们。

雅各宾信仰的使徒们的行为与他们的前辈如出一辙，如果再次发生类似的事件，我们将看到同样的行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如果一种新的信仰明天取得了胜利，那么它将会采用类似于宗教裁判所和大恐怖的布道方式。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把雅各宾派的恐怖政策看作是一种宗教运动结果，我们就无法全面地理解它。诚如我们所看到的，一种取得了胜利的宗教信仰，聚集着许多人的利益，这些个人利益附着于这一信仰。大恐怖是由几个狂热的使徒指挥的，但是除了这少数几个热诚皈依者之外，还有一大帮只想从中牟利的人，他们欣然地追随那些领导人，因为这些领导人允诺他们可以享受掠夺的成果。

“大革命时期的暴徒，”索列尔写道，“之所以求助于恐怖政策，是因为他们希望保持自己的权力，而这是其他手段所无法做到的。他们使用恐怖政策是为了拯救自己，但在事后他们却声称自己的动机是为了挽救国家：在恐怖成为一种制度之前，它仅仅是一种统治手段；而制度只不过是使手段合法化而已。”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同意埃米尔·奥利维尔在其关于大革命的着作中对大恐怖做出的如下结论：“大恐怖首先是一场暴动，一场合法化的抢劫，一场纠合了各种罪行的规模浩大的盗窃。”

二、革命法庭

革命法庭（The Revolutionary Tribunals）是大恐怖行动的主要机构，除了巴黎外，革命法庭还遍及整个法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建立者丹东最终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泰纳指出：“当时法国一共有一百七十八个法庭，其中有四十个巡回法庭，它们可以在法国任何一个地方宣判死刑，而且往往是就地执行。在1793年4月16日到共和二年热月9日，巴黎的革命法庭共处死了两千六百二十五人；而外省的法官们在奥林奇小镇一地，有三百三十一人被送上断头台；在阿拉斯市，二百九十九名男子和九十三名妇女被处死……在里昂，革命专员们批准了1684宗死刑……所有这些数字加起来大约是一万七千人，其中有一千两百名妇女和一些八十多岁的老人。”

尽管法国的革命法庭仅仅宣判了二千六百二十五个死刑者，但应该注意的是，所有的嫌疑犯在9月就已经被草率地处决了。

巴黎革命法庭事实上只是救国委员会的一件工具，起初，革命法庭还循规蹈矩地遵循一些法律形式，但很快就被取消了；质询、答辩、证据最后统统不需要了，道德证据，也就是纯粹的猜疑就足以定罪了，法庭庭长通常只需要对被告提一个问题即可。尽管如此，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富基埃·丹维尔还提议就在法庭内设立断头台。

巴黎革命法庭把因党派之争而被捕的人一律送上断头台，并很快落入罗伯斯庇尔的掌握之中，沦为血腥暴政的工具。它的始作俑者之一丹东，在走向断头台之前，曾公正地请求上帝和人类宽恕自己帮助建立了这样一个法庭。

无论是以拉瓦锡之天才，卢茜娅·德穆兰之温厚，还是以马尔泽布之美德，在它这里没有任何怜悯可言，在劫难逃。“这些天才，”邦雅曼·贡斯当说，“就这样被一帮最胆怯、最野蛮的人给杀害了。”

如果要为革命法庭找出理由，我们就需要回到雅各宾党人的宗教心理上，这项工作在精神上，抑或是在目标上，都可以与宗教裁判相提并论。那些为之供奉牺牲的人坚信不疑地认为自己是人类的救星，因为他们是在镇压异教徒，那些新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