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群体的信念和意见的变化范围

惯支配。这些信念调整着我们生活中最无关紧要的行动，最具独立性的精神也挣脱不了它们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头脑的暴政，才是唯一真正的暴政，因为你无法同它斗争。诚然，提比略、成吉思汗和拿破仑都是可怕的暴君，但是躺在坟墓深处的摩西、佛祖、耶稣和穆罕默德，却对人类实施着更为深刻的专制统治。利用密谋可以推翻一个暴君，而反对牢固的信念又有何可利用呢？在同罗马天主教的暴力对抗中，法国大革命最终屈服了，虽然群体的同情显然是在它这一边，虽然它采用了像宗教法庭一样残酷的破坏手段。人类所知道的唯一真正的暴君，历来就是他们对死人的怀念或是他们为自己编织出来的幻想。

普遍的信念在哲学上讲往往是十分荒诞可笑的，但这从来不会成为它们取得胜利的阻碍。当然，如果这些信念缺少了提供某种神奇的荒谬性这一条件，它们也就不可能获胜。所以，今天的社会主义信念虽有显而易见的破绽，但这并没有阻止它赢得群众。这种思考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和所有宗教信仰相比，其实它仅仅算是等而下之的信仰，因为前者所提供的幸福理想只能在来世得以实现，因此我们也无法反驳它，而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要在现世得到落实，因而只要有人想努力实现这种理想，它许诺的空洞无物立刻就会一览无余，从而使这种新的信仰身败名裂。因此，它的力量也只能增长到它获得胜利，开始实现自身的那天为止。由于这个原因，这种新宗教虽然像过去所有的宗教一样，也以产生破坏性影响为起点，但是将来它并不能发挥创造性的作用。

（2）群体意见的多变

以上我们论述了牢固信念的力量，不过在这个基础的表层，还会生长出一些不断反反复复的意见、观念和思想。其中一些也许朝生暮死，较重要的也不会比一代人的寿命更加长久。我们已经指出，这种意见的变化有时不过是些表面现象，它们总是受到某些种族意识的影响。比如在评价法国政治制度时我们说，各政党表面上看有很大不同——保莫派、激进派、帝国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但是它们都有着一个绝对一致的理想，并且这个理想完全取决于法兰西民族的精神结构，因为在另一些民族中，在相同的名称下会看到一些截然对立的理想。不管是给那些意见所起的名称，还是其骗人的用法，都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大革命时代的人饱受拉丁文学的熏陶，他们的眼睛只瞄准罗马共和国，采用它的法律、它的权标、它的法施11 ，但他们并没有变成罗马人，因为后者是处在一个有着强大的历史意义的帝国的统治之下。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研究古代的信念在其表面变化的背后有什么东西支撑着它们，在不断变化的意见中寻找出受普遍信念和种族特性决定的成分。

如果不做这种哲学上的检验，人们会以为群众时常随意改变他们的政治或宗教信念。一切历史，不管是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还是文学的，似乎都已经证明了事情就是如此。作为佐证，让我们来看看法国历史上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期，即1790年到1820年这三十年的时间，正好是一代人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最初是保皇派的群体却变得十分革命，然后成为极端的帝国主义者，最后又成了君主制的支持者。在宗教问题上，他们在这段时间从天主教倒向无神论，然后再倒向自然神论，最后又回到了最坚定的天主教立场上。这些变化不仅仅发生在群众中，而且也发生在他们的领导者中。我们惊讶地发现，国民公会中的一些要人，国王的死敌，既不信上帝也不信主子的人，竟会摇身一变，成为拿破仑恭顺的奴仆，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下，又手持蜡烛虔诚地走在宗教队伍的行列中。

在以后的几年里，群众的意见又发生了无数次变化。21世纪初“背信弃义的英国佬”在拿破仑的继承者统治时期，做了法国的盟友。两度受到法国入侵的俄国，以满意的心情看着法国倒退，最终也变成了它的朋友。

在文学、艺术和哲学中，随即而来的意见变化更为迅速。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等，轮番登场，生生灭灭。昨天还在受着吹捧的艺术家和作家，明天就会被人痛斥不休。

可是，当我们深入分析所有这些表面的变化时，我们又发现了什么？一切与民族的普遍信念和情感相关的东西，都没有永恒的持久力，逆流不久便又重新回到了主河道。与种族的任何普遍信念或情感毫无关联，从而不可能具有稳定性的意见，只能任凭机遇的摆布，或者——假如其说法还有可取之处——会随着周围的环境而发生变化。它们只能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形成一种暂时现象。它们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就像海边沙滩上被风吹成的沙丘。

目前，群体中易变的意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里有三个不同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昔日的信仰正在日甚一日地失去其影响力，因此它们也就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在当时形成短暂意见。普遍信仰的衰败，为一大堆既无历史也无未来的偶然意见提供了机会。

第二个原因，是群众的势力在不断增长，这种势力越来越缺乏制衡力量。我们已有所了解的群体观念的极其多变这一特点，得以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

最后，第三个原因，是报业近来的发展，它们不断地将完全对立的意见带给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