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到过去经过了漫长的努力所能达到的水平。有人曾经十分正确地说，即使想正确理解“国王”和“王室”这种称呼对我们曾祖父一辈意味着什么，也需要作大量的研究。更为复杂的概念会出现怎样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词语只有变动、不定的暂时含义，它随着时代和民族的不同而改动。因此，我们若想以它们为手段去影响群体，我们必须搞清楚某个时候群体赋予它们的含义，而不是它们过去所具有的含义，或精神状态有所不同的个人所给予它们的含义。

因此，当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变化，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厌恶时，假如事物因为与传统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无法形成改变，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赶紧改头换面。聪明的托克维尔很早以前就说过，执政府和帝国的具体工作就是用新的名称把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次，换言之，用新名称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制止这种联想。“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变成了“盐税”，“徭役”变成了“间接摊派”，商号和行会的税款变成了“执照费”，如此等等。

可见，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对流行词语，或至少对再没有人感兴趣、民众已经不能容忍其旧名称的事物保持警惕。名称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如果选择恰当，它足以使最可恶的事情改头换面，变得能够被民众所接受。泰纳正确地指出，雅各宾党人正是运用了“自由”和“博爱”这种当时十分流行的说法，才能够“建立起堪比达荷美的暴政，建立起和宗教法庭相似的审判台，做出与古墨西哥人所差无几的人类大屠杀这种成就”。统治者的艺术，就像律师的艺术一样，首先在于运用辞藻的学问。这门艺术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在同一个社会，同一个词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往往有不同的含义，表面上看他们用词相同，其实他们说着的语言不尽相同。

在以上事例中，时间是促成词语含义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如果我们再考虑到种族因素，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在同一个时期，在教养相同，但种族不同的人中间，相同的词也经常与极不相同的观念相对应。如果见多识广的人，不可能理解这些差别，所以我不会纠缠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想指出，正是群众使用最多的那些词，在不同的民族中有着最不相同的含义。比如今天使用如此频繁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就属于这种情况。

事实上，它们在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代表着十分冲突的思想。在拉丁民族看来，“民主”更多地是指个人意志和自主权要服从于国家所代表的社会的意志和自主权。国家在日甚一日地支配着一切，集权、垄断并制造一切。无论是激进派社会主义者还是保皇派，一切党派一概求援于国家。而在盎格鲁-撒克逊地区，尤其是在美国，“民主”一词却是指个人意志的有力发展，国家要尽可能地服从这一发展，除了政策、军队和外交关系以外，它不能支配任何事情，甚至公共教育也不例外。由此可见，同一个词，在一个民族中是指个人意志和自主权的从属性以及国家的优势，而在另一个民族中，却是指个人意志的超常发展和国家的彻底服从。

（2）幻觉

自从出现文明以来，群体便一直处在幻觉的影响之下。它们为制造幻觉的人建庙、建塑像，设立祭坛，超过了其他人。无论是过去的宗教幻觉还是现在的哲学和社会幻觉，这些牢不可破、至高无上的力量，可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不断发展的任何文明的灵魂中寻找到。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神庙，中世纪的宗教建筑，是为它们而建立的；一个世纪以前震撼全欧洲的一场大动荡，是为它们而发动的；我们的所有政治、艺术和社会学说，全都难以逃脱它们的强大影响。有时，人类以可怕的动乱为代价，能够铲除这些幻觉，然而似乎注定还会让它们死而复生。如果没有它们，他不可能走出自己原始的野蛮状态；如果没有它们，他似乎很快就会重新回到这种野蛮状态。毋庸置疑地说，它们不过是些无用的虚幻，但是这些我们梦想中的产物，却使各民族创造出了辉煌壮丽值得夸耀的艺术或伟大文明。

如果有人毁坏那些博物馆和图书馆，如果有人把教堂前石板路上那些在宗教鼓舞下建起的一切作品和艺术纪念物全部推倒，人类伟大的梦想还会留下些什么呢？让人们怀抱着那些希望和幻想吧，否则他们是活不下去的。这就是存在着诸神、英雄和诗人的原因。科学承担这一项任务迄今已有五十年的时间，但是在渴望理想的心灵里，科学是有所欠缺的，因为它不敢做出过于慷慨的承诺，因为它不能撒谎。

20世纪的哲学家热情地投入到对宗教、政治和社会幻想的破坏中，我们的祖辈已在这种幻想中生活了许多世纪。他们毁灭了这些幻想，希望和顺从的源泉也就随之终结。幻想遭到扼杀之后，他们面对着盲目而无声无息的自然力量，而它对软弱和慈悲心肠一概不闻不问。哲学即使取得了再大进步，它迄今仍没有给群众提供任何能够让他们着迷的理想。然而群众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幻想，于是他们便像趋光的昆虫那样，本能地转向那些追捧他们、需要他们的巧舌如簧者。推动各民族演化的主要因素，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