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情感的、集体的、神秘主义的力量及其在国家生命中的作用

1 生命的周期

如果仅仅肤浅地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仅看到各国军队及各种武器展现的科学技术，有些人可能会轻易认为，理性逻辑仍旧能够安全、可靠地解释所有现象。若仅限于战争的技术层面，以上结论倒也没错，但是如果进一步深入研究，人们便会迅速发现一个事实：参战方的思想、感情和行为还受到了更高级作用力的影响。

当然，战争运用的是实实在在的武器，但真正操控它们的却是心理力量。在堆叠着无数尸体的战场上，心理力量才占据着最高统治地位，战士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它温顺与不自知的臣服者。如果仔细观察，在每一门大炮、每一柄刺刀之后，都存在着无形的操纵者，这一无形的力量才是战争的真正主导者。

为了说明这些力量的实质，我必须简要地重述一些在先前着述中提出的心理学原理。（作者写过《人类进化心理学法则》《群体心理学》《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学》《真理的生命》《政治心理学》等作品——这些作品的合集被命名为“时代格言”，涵盖了作者提出的所有心理学原理。）

一些至关重要的现象尚被包裹在迷雾中，目前还难以予其解释。我们只能说，事件在整体持续推进，但是一切生理、心理和其他种种组成因素都独立存在，并遵循一种特殊逻辑形式——即所有现象确切的连续性。

生理逻辑主导有机生命的周期以及维持生命的必要欲望，心理逻辑控制人类的感情和直觉，集体逻辑影响社会生活与道德生活，神秘主义逻辑创造神明和教义，智力逻辑则促成能够改变人类存在的科学探索。因此，每一个不同的生命周期都有独特的自身法则，以上每一种逻辑形式都无法单独解释生命的独立现象，因此我们的解释方法必须随着现象层面的改变而改变。

所有生命的根源都有一个有机的周期，这种纯粹的同一性使得人类、老鼠或鸟类的细胞在生命法则下拥有相似的活动方式，尤其是在苦与乐——所有存在的两大极端感情之下。

在包括情感、激情等元素的心理周期中，以上同一性稍有弱化。但是，所有生物都依然非常相似。例如，爱、憎、嫉妒、勇气、奉献等情感在某些家畜身上体现得与人类并无二样。

只有在理性生活中，我们才能看到人与低等动物之间的显着差异，以及各类人群之间的知识差异。但是，尽管理性逻辑排他地主导了科学家的实验室，其对于个人与各民族行为的影响却甚为微弱，因为这些对象的存在主要受情感的、神秘主义的与集体的因素所制约。要想了解一个国家的生命，必须了解这些真正占据主导地位的力量，因为国家的思维与行为根本不受理性指导。

2 心理与智力的力量

性格源于感情与心理因素的遗传与发展，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这是因为，尽管我们对万事的理解需要通过智力，我们的行为却受到性格的控制。智力让我们思考，性格让我们行动，并切切实实地在行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相应的，性格是个人与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而且其形成与发展与智力并无丝毫关联。玛蒙将军曾经说过：“当理智统治性格时，人总是在改变观点、方案和行动路线，因为大智慧总是时刻从不同视角审视问题。”

我们感情的发展独立于我们的意志。没人能确定自己的爱憎，并能维持爱憎永久不变。有关战争起源的不同观点也在此提供突出例证表明：与情感因素相比，理性因素在很多情况下根本不重要。这或许有时令人感到意外，但确实是基于一个事实——理性与情感并不遵循同一逻辑形式，因此无法相互影响，一种感情可能影响另一种感情，却不可能影响理性。

至今为止，最知名的哲学家似乎都未就感性与理性各自扮演的角色得出确切结论。根据布特鲁的观点，法国人受感性主导，而德国人受理性主导。但是，我认为这种大而化之的结论并不准确，因为尽管德国人可能十分理性，但他们依然和其他国家国民一模一样，受自身感情、好恶的主导。残忍与善良同样有权被列为一种感情，同样是感性世界庞大疆界内的一小块领土，任何人都无法从其上逃离。

情感是对历史产生最大影响力的事物之一。它们从不同层面赋予我们思想，并引导我们从不同视角看待事物。所有国家都继承了一种自有的集体情感，并在心理上受到这种情感的指引。因此，不同国家、不同祖先的人看待同一问题时采取了不同视角，从而引起绵延不绝的种族仇恨，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如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重大国际冲突中，这些仇恨主要是情感上而不是理性的——表现得极为强烈，并完全冲击了其他感情。这非常好地印证了希波克拉底的名言：当两种痛苦同时产生时，其中相对更加剧烈的痛苦会令人忘却另一种痛苦（Duobus doloribus simul obortis vehementior obscurat alterum）。

战争爆发时，法国国内还存在着政治仇恨与宗教仇恨，的确已经足够令人痛苦，但是当我们面对侵略者时，对外敌的仇恨便使得我们忘却了国内矛盾。“一战”爆发前，英格兰正处于与爱尔兰发生内战的前夕，但是一旦对德宣战，英国所有政治党派却为扞卫同一面国旗而紧紧团结在一起。同样如此，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分子也在面对外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