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悲观者的无助感源自何处

身边的悲喜故事

我到13岁以后，终于搞清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我父母送我去我的死党杰佛瑞家过夜，家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上一次他们送我去杰佛瑞家时，我发现母亲去医院动了子宫切除手术。这一次我感觉到是我父亲出了什么事，因为从那以后，他的行为就很怪异。通常他是很冷静很稳重的，但是最近他变得很情绪化，有的时候他很愤怒，有的时候又暗自饮泣。

在送我去杰佛瑞家的途中，他突然深吸一口气，把车停到路边休息。我们坐在车里没有说话，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左半边身体失去感觉，麻痹了大约一两分钟。我可以感觉到他声音中的恐惧，我吓坏了。

他那时只有49岁，正值生命的巅峰期。由于经济大萧条，所以尽管他是法学院的高材生，但也不敢去冒险找一份高薪的工作，而是屈就一个小公务员的职位。不久前他终于做了他一生中最大胆的决定，去竞选纽约州的更高职位，我为他感到骄傲。

我自己在那个时候也正面临着成长中的第一个危机。秋季开学时，我父亲把我从公立学校转到一个军事化的私立高中，因为这个学校的升学率很高，是奥尔巴尼唯一的好学校，毕业生都可以进入好大学。我进去之后才发现我是全校唯一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孩，其他人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我觉得非常孤单，被排斥。

我父亲将车停在杰佛瑞家的前门，我向他道别，我喉头哽咽，深感不安。第二天破晓我醒来时，感到莫名其妙的惊恐，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我必须赶快回家。我偷偷离开杰佛瑞家，跑过六条街赶回家，到家时正好看到父亲躺在担架上被抬了出来。我躲在树后偷看，我看到他想要展现出勇气，但我听到他喘息着说他不能动。他没有看见我，也不知道我曾经目睹了他最狼狈的形象。他后来又中风了三次，他完全瘫痪了，从身体到情绪都变得无助了。

他们没有让我去医院看他，转到疗养院后也没有让我去。最后有一天他们终于让我去看他了，当我走进病房时，我可以感觉到他跟我一样紧张，因为他不愿让我目睹他的无助。

我母亲跟他谈上帝和以后该怎么办。

“爱玲，”他悄声说：“我不相信上帝，从今以后，我也不再相信任何事情。我只相信你和孩子，我不想死。”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无助所产生的痛苦。然后，我一次又一次地看见父亲处在这种状态中，直到几年后他逝世。他使我走上这条研究探索之路，他的绝望强化了我的研究决心。

在我父亲中风后的一年里，我念大学的姐姐常带回一些大学生的读物给早熟的我阅读，在她的鼓励下，我初次接触到弗洛伊德。我躺在后院里的吊床上读他的《梦的解析》，当我读到他说人常常梦到牙齿掉落时，我感到一阵熟悉，我也做过这种梦！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对这个梦的解析。弗洛伊德认为梦到牙齿掉下来代表着阉割及手淫的罪恶感，做梦的人害怕他的父亲用阉割的方式来惩罚他手淫的罪恶。我在想弗洛伊德怎么这么了解我！我后来才知道弗洛伊德把青少年期常发生的牙齿梦和在青少年期很普遍的手淫联系在一起，使读者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他的解释结合了令人迷惑的可能性以及吊人胃口的暗示。我当时就决定我以后要走像弗洛伊德一样的路，提出像他那样的问题。

许多年以后，当我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想成为一位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时，我发现普林斯顿的心理系没什么名气，而它的哲学系却是世界一流的。心灵的哲学和科学的哲学似乎是一体的，直到我拿到哲学的学士学位，我都深信弗洛伊德的问题是对的。但他的解答已经无法让我信服，而他的方法——只凭几个病例观察就作出宏大的假设，让我觉得很糟糕。我这时已经知道了，只有靠实验才能找出合乎科学的因果关系，这个原则应用在像“无助”这种情绪问题上也一样适用，只有找出因果关系才能学会如何去治疗。

一动不动的狗

1964年，我开始攻读实验心理学研究生。21岁的我，腋下挟着全新的学士学位证，兴冲冲地到宾州大学所罗门（Richard L.Solomon）教授的实验室报到。我非常渴望跟所罗门教授做研究，他不但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学习理论专家之一，同时也在研究一个我最感兴趣的课题：他想从严谨的动物实验着手来了解精神疾病的本质。所罗门的实验室在黑尔楼，全校最古老最破旧的一栋楼。当我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实验室门时，我差点以为它要掉下来了。我看见高高瘦瘦、头差不多全秃了的所罗门教授站在房间的另一端，全神贯注地在想某一件事情。实验室中的其他人都在议论纷纷，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进来。

他最资深的研究生，一位非常友善、来自美国中西部的欧佛米亚，立刻自告奋勇地跟我解释发生了什么事。

“是那些狗，”欧佛米亚说：“那些狗一动都不动，不知哪儿不对劲了。如果狗不动，就没法做实验了。”他继续解释说，这些狗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都在做一个叫做迁移（transfer）的实验，都经过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的训练。每一天它们接受两种不同的刺激——一个高频率的声音及一个短促的电击。声音和电击是成对出现的：先有声音后实施电击。电击并不强烈，就好像冬天用手去开门时有时会有静电那样。实验的目的是检验狗是否会把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