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悲观在流行

悲观是一种心理防御习惯，这种习惯会带来多方面的恶果，包括情绪抑郁、退缩、较低的成就感，甚至不健康的身体。一个悲观的国家难以把握21世纪提供的机会，被更乐观的国家抢去经济优势，对内会因缺乏主动而无法实现正义。

我曾是卢胜湖道奇棒球队的接球手，天分不高，十分崇拜丹尼和泰德。丹尼是垒手，泰德则是教练的儿子，担任左外野手。他们都是天生的运动员，可以打出快速球（我从来就做不到这种眼手合作的奇迹），并且滑垒姿势优美。对一个成功击打率只有11%的10岁男孩来说，他们代表的是美、夏天及健康。每晚入睡前，我脑中最后一个影像总是丹尼冲刺跑垒，或是泰德把一个只能上一垒的安打变成可以偷跑上二垒的滑垒的情景。

北纽约州8月的一个清晨，父亲把我摇醒，他说：“丹尼得了小儿麻痹症。”一个星期之后，泰德也被传染了。父母把我关在家里，与其他小孩隔离。儿童棒球赛被取消，赛季也被终止了。当我再次看到丹尼时，他投球的手臂已经萎缩，右腿也不能动了。我也再没有见过泰德，因为他于当年的初秋就去世了。

第二年的夏天，也就是1954年的夏天，索尔克疫苗上市了。所有的小孩都打了预防针，小棒球队也开始继续比赛，卢胜湖道奇队第一场就输给了汉得利巨人队。那种被关在屋里的恐惧感已不复存在，社区生活也重新开始了。这种流行病已经结束，我再也没有听到任何我认识的人得了小儿麻痹症的消息。

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是我儿时最崇拜的偶像，一直到我成为心理学家，他都是我的楷模。求知的目的不在于知识的本身，而是为治疗服务。为儿童的体内注射极少量的小儿麻痹症菌体，使人体的免疫系统可以更有力地抵抗外来的细菌，索尔克成功地将纯科学的免疫学应用于我们那个时代最严重的传染病。

30年后，在1984年，我终于与索尔克见面了，这次会面改变了我的一生。这是心理学家与免疫学家展开激烈争论的一次会面，争议的焦点是如何对待一个新兴的科学学科——心理神经免疫学（psychoneuroimmunology, 简称PNI）。我以心理学家的身份受邀参加，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我开创了“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这个研究领域。

发现“习得性无助”

1964年，当我刚刚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实验心理学博士时，我胸怀卢胜湖时期的雄心壮志，而这种关怀社会的心态被认为过分天真而落伍。我当时是想要了解人为什么会痛苦，为什么会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我选择了实验心理学作为我的终身职业，因为我相信实验是找出心理折磨根源的最佳方法，即在实验室情境下研究并发现治疗与预防的方法。我选择在学习理论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的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L.Solomon）负责的动物实验室工作。我用动物做实验对象，用人做这种实验是不道德的。

我刚到实验室时，动物们都不听话，实验室里一团糟，所罗门的研究生们正试图找出恐惧是如何强化适应行为的。他们先让狗学会一种经验，也就是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Pavlovian conditioning，即将信号与电击相匹配）。之后他们又将狗放进一个实验箱中，如果狗跑到箱子的另一边就关掉电击。让研究生们十分发愁的是，这些狗并不通过跑到箱子的另一边来逃避电击。它们只是消极地坐在通电的地板上，动也不动。这个实验最终只好停止，因为没有出现实验者预期的行为，即逃避电击。

对我来说，动物被动的行为并没使我愁眉紧锁，反而成为我后来研究的现象，这就是人类面对许多无法控制的事件时的反应：经常试都不试就放弃了。如果心理学能够了解这一点，那人类无助感的治疗（甚至预防）就有可能了。

接下来的5年中，我的同事史蒂夫·梅尔（Steve Maier）和布鲁斯·奥维米尔（Bruce Overmier）与我一同致力于研究无助感形成的原因、治疗与预防。我们发现狗的症状并非由电击引起，而是因为对事件无能为力而致。我们发现可以通过教导动物知晓它们行为的影响来治疗无助感，并且可以提供通过早期已习得的各种经验来预防无助感。

习得性无助的发现引起了一阵轰动，学习心理学家为此十分不悦，这些行为主义者认为动物（包括人类）都是刺激-反应的机器，不可能学习抽象意义，而习得性无助则必须学习“我所做的事都没有效果”这一抽象意义。这种抽象过于认知化以致刺激-反应学习理论无法被接受。临床心理学家却对此十分感兴趣，因为习得性无助与抑郁看起来十分相近。在实验室里，无助的动物和人呈现出同样的被动、缓慢、悲伤、无食欲、失去气愤的能力，看起来与抑郁的病人完全相同。[1]所以，我提议习得性无助是抑郁的一种模式，我们在实验室中发现的减少无助感的方法，也可以用来治疗现实的抑郁症。

20世纪70年代，在测验抑郁的习得性无助感模式时，我们发现某些人（比如悲观者）更容易向无助感屈服。同时，这些人患抑郁症的风险性也较高。另一方面，乐观者会抵抗无助感，并且在面临无法解决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