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处于险境的孩子

教孩子了解他们的思维是可证实且可改变的，不必相信进入脑中的第一个想法。我们都有发生在意识边缘的“自动思维”，虽然这些想法十分短暂，难以察觉，但它们会直接带来悲伤、焦虑和气愤。

我们对五六年级学生进行了实验性研究，研究结果使我们受到鼓舞。现在我们已经准备要找一个学区来进行大规模的研究，并选择了费城外围一个中产阶级的郊区阿宾顿作为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我曾对费城东部学区主管做过一次演讲，阿宾顿学区主管路易斯·赫伯特博士（Louis Hebert）的大胆问题及热心参与青少年教育改革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阿宾顿的地理位置对凯伦、丽莎及珍妮来讲也很方便，于是我们安排与赫伯特及主管学生服务的埃米·西奇尔博士（Amy Sichel）见面讨论整个研究计划的细节。

在学校里做实验，时常会与老师、校长、校董事及学生家长的要求相冲突。比起在实验室可掌控的情况下做研究，这要难上无数倍。社区研究通常都需要许多外交及谈判手段，因为此类研究十分复杂，所以第一次会面可能不顺利。作为研究者，我们必须要制定某些特定规则，那样计划实施成功后才可复制及推广。作为学校主管，赫伯特与西奇尔必须十分谨慎，确定学生不会受到伤害，并且不能让家长与学生有小白鼠的感受。我们十分幸运，因为赫伯特与西奇尔均有科学家的思维模式，计划的完整性及其大规模的应用，就要看我们是否能将影响评估做得更好。

首先，必须同意测量研究结果的方法。我们同意在训练阶段之前、之后发放问卷给学生、家长及老师。不仅我们可以评估变化，家长和老师也可以评估变化。我们也向他们说明了计划的目的不在于找出短期内可帮助学生的捷径，而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跟随学生直到升入高中，每隔6个月到学校来一次跟踪评估，以此来求证此计划是否可以长期预防抑郁。

接下来，我们要应付最棘手的问题，即成立控制组。随机分配的控制组是评估计划成果的最佳方式。作为研究者，我们希望给所有经父母同意参加的五六年级学生发一份初步问卷，然后从中检测出有较高抑郁风险的学生，随机形成两个小组，一半参加应对技巧学习课程，另一半则为控制组。当研究者用随机方式进行分配时，两个小组之间就没有任何系统性差异，例如父母教育程度。两个小组之间唯一的系统性差异就是一个小组的学生参加我们的课程，另一个小组不参加。然后两个小组的学生，不论被派为哪一组，都填写同样的问卷。既然学生是被随机分派到小组中的，那么项目结束之后，两个团体对抑郁的不同反应（即问卷的结果所显示出的差异）就可以告诉我们这项计划是否有效。如果控制组的学生比那些参加应对技巧课程的学生有更明显的抑郁感，我们就可以证明此计划可以预防抑郁。

作为整个学区的主管，赫伯特与西奇尔自然会担心家长与校董事会认为我们指认出抑郁高风险的学生后，只向一半的学生提供帮助，而让另一半学生自生自灭。最后，我们达成协议，同意使用等候控制组。应对技巧课程中有70名学生，而等候控制组中有30名学生。一年之后，等候控制组中的儿童可以参加其他70名学生一年前所学的课程。控制组中的儿童较晚一年进入课程而并非完全不能参加课程。阿宾顿的主管对这种解决方式很满意，但是我们却不太满意。

我们关切的是长期预防，假如比较组仅有一年的不同，则无法发现抑郁的长期预防是否有效，以学校为基础的计划结果和治疗，通常都会很快地消失。我们的任务就是发展一套可以改变学生一生轨迹的计划，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可以一直追随到高中的长期控制组。研究结果显示当学生处于青春期时，抑郁发生率大为增加。假如无法比较青春期，我们所做的任何预防结果都会经不起考验。

我们决定在另一个与阿宾顿有类似收入、教育和种族混合程度的学区内成立长期控制组。这并非是个完美的解决方法，但仍是个良好的补救方法。我们与另一学区签约，并同意在阿宾顿计划结束时，对此学区的学生实施同样的计划。

宾夕法尼亚预防计划

我们的计划听起来、看起来都与学校无关。许多即将成为我们研究对象的孩子，已经对学校产生了不安的情绪。当孩子陷入抑郁时，他们会在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及重要经验面前退缩，因此学校及其他社交已是成为抑郁侵袭的主要对象。当孩子开始退缩时，他们的学习成绩也会下降。当孩子抑郁时，他们就会对以前喜爱的活动不再感兴趣。例如当温蒂不抑郁时，她最喜欢有关社会历史方面的课，尤其是有关美国内战的故事。温蒂说当她感到抑郁时，她似乎对任何事情都不在乎了。她知道以前很喜欢的那些东西，但总是觉得很无聊，也不再喜欢那些课程或是老师了。难怪她的成绩退步了。

即使抑郁的孩子仍对上学感兴趣，但对他来说，集中注意力还是很困难的。抑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注意力分散。学校中学生的正常注意力时间很短，轻微抑郁的孩子的注意力时间则更短。对这些孩子来讲，不但课堂上有许多事使他们分心，例如同学所讲的笑话、走廊里的噪音或是外面的吵闹声，同时他们自己也有许多消极思维，从而使他们的注意力无法集